暗杀：一个人的革命(2)
辛亥革命网 2011-04-26 00:00 来源：羊城晚报 作者：朱绍杰 查看：
在给南洋同志的绝笔信中，他提到徐锡麟、汪精卫二人行刺事件失败，并表明心志，要步他们的后尘行动。“弟心已决，死之日即生之年，从此永别矣。”
4月8日，华人飞机制造师冯如在燕塘举行试飞表演，广东将军孚琦前往观看。孚琦是朝廷重臣荣禄的堂侄，性格和平，来到广州任职，不过是“到基层锻炼”，并没有什么作为，也不是温生才的目标。但阴差阳错，出城看热闹却丢了性命。
傍晚，孚琦一行归来，经大东门入城，路过谘议局（位于今烈士陵园内广东革命博物馆处）。忽而，一个身影从拥挤的人流中冲出，奔至轿前，掀开轿帘抬手就是一枪。卫兵一时没反应过来，突然听到枪响纷纷转身逃窜。那人又冲着轿中的孚琦连开了四枪后从容离去。不料，被当时正在谘议局门前站岗的巡警郑家森悄悄跟踪，待到另外几个警察前来支援，一起将刺客抓获。
这位刺客就是温生才。被捕后，他才知道自己所杀并非李准，而是孚琦。而自己所搞到的枪杀伤力有限，第一枪虽击中孚琦的头部，竟然还未死。此时侍从已经吓得作鸟兽散，他的儿子也匆忙逃入附近谘议局中躲避，任由温生才从容地补了三枪，将这位“权二代”将军当场击毙。
提审时，温生才对自己的革命党身份供认不讳，大谈革命主义，还当起李准的老师，教他为将之道。“侃侃而谈，词气镇定”，并宣称自己“不是暗杀，是明杀”。
两广总督张鸣岐曾问温生才：“孚将军与你何仇？”温答：“今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皆系满人为之。此次系为四万万同胞雪愤。杀一孚琦固无济于事，但藉此以为天下先，此举纯为救民族起见，既非与孚琦有私仇，更非有人主事。”
4月15日，温生才高呼“快死快生，再来击贼”，就义于谘议局前击毙孚琦处，被斩首开膛，暴尸街头示众。时年四十二，正是清末暗杀浪潮中最年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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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生才在东濠涌被捕和众巡捕撕扯时，口中曾大喊一句铿锵有力的地道粤语粗口：“丢那妈。”
事发后，设在上海公共租界的《民立报》借题发挥：“粤语‘丢那妈’三字，经温烈士一呼，而增无上之荣誉。”报纸主办人于右任更在文章中冷嘲热讽道：“以一人吓走数十卫队，卫队之价值可知。卫队个个荷枪，而怕一手枪，奇事。温生才骂卫队语，真可作军界座右铭。”
不过，温生才的这句粗话，还真起到了“座右铭”的作用，骂醒了昏昏沉沉的广州守备。经此一事，张鸣岐对新军大加整顿，除了加强日常训练、调整军队内的满汉矛盾，他还在广州实施戒严，加大了进出城的检查力度。
这使革命党起义的计划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运送的弹药被清兵搜出，另有一批从安南和日本方面的军火未能如期到达。驾驶起义列车的黄兴发现温生才突然出现在前方铁轨上，或许当时也不由自主地爆出一句粗话。加上列车也出了点毛病，他不得不马上按下紧急刹车，起义时间不得不一改再改。
4月26日晚，黄兴通知胡汉民、赵声等香港革命党人次日起义，但是，香港至广州的末班船已经起航，在港的革命党人买不到300多张27日早上回广州的票，便请求将起义推迟到28日。而27日，广州形势已危机四伏，清吏已经开始搜查疑党。
起义的列车面临翻侧的危险。黄兴决定事不宜迟。但原定的进攻广州的十路，这么一折腾，事实上大部分都无法到位。1911年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黄兴和120余名革命党人直扑满清两广总督署。这就是同盟会的第十次武装起义——黄花岗起义。
革命党参与人数最多、准备最充分的一次起义却这样仓促地打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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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生才是清末革命党人鲜有的成功暗杀案例， “杀是杀掉了，但却对随即到来的起义，制造了很大麻烦”，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这样评价道，“在技术上，直接导致了起义的失败”。
温生才就义后最初的墓地
这样说来，这些孤胆英雄式的暗杀之于革命，到底价值几何？
“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这是革命党人吴樾于1905年在《暗杀时代》一稿中写下的一句话。“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二曰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这是吴樾为“暗杀时代”下的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