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的广西：会党起义遍地皆红(2)
辛亥革命网 2011-04-21 00:00 来源：广西日报 作者：罗劲松 查看：
财政上，广西本来就入不敷出。据史料记载，宣统三年，正册广西岁入库银453万两，岁出库银584万两。还有附册，应办的行政支出44万两，地方行政支出42万两。一年收支相抵，尚欠200多万两。1900年“庚子赔款”，又将30万两白银摊派到广西头上。广西巡抚为此大呼：“广西民贫地瘠，罗掘已空……民力断不能支！”
“断不能支”，却一定要支！官府只得再增捐税——酿酒、榨糖、榨油须领执照，每年各抽银20两；旧契补税，新契一律纳税；各押店领营业执照，每帖收银400两，帖费20两，每年另捐银200两；增加蓝靛、蚕丝、牛皮、糖等项厘金；招商承包开赌……
吏治更是昏庸腐败到了极点。据《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记载：广西巡抚黄槐森“在任（1897~1901年）之时，吏事毫不考求，用人唯凭贿赂”。这位巡抚大人还有一个特殊嗜好——喜欢听“祥瑞”之言，讨厌闻“盗贼”之名。为投其所好，各州县官员“望风承意”，“相率讳盗”，争相向“黄大人”报告各自辖区“歌舞升平”盛景。
遇到“多事”的百姓遇劫报案，或抓获盗贼送至官府，不喜闻“盗贼”之名的官吏们便以种种“规费”敲诈——开堂审案处理民事诉讼，诉讼人先要到门房交“铺堂钱”二三千文不等，告官则另取三千文。开审要“站堂钱”、“灯烛钱”，结案又要“消案钱”。如此办案，结果往往是“贼未惩办，事主已先破家”。于是，当时社会上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善良者甘受匪害，不敢控官；狡黠者便与匪通，以求自保”。
欺软怕硬的官家，对“匪”充耳不闻，对百姓却比“匪”更狠。南宁知府惠荣所至“动辙押勒”，“其兵勇下乡，往往牵人牛只”，“先后所夺牛只约以千计”。平乐知县徐步瀛放纵儿子及门丁“干预公事”，“办理团练，任意苛派，动辄监押；又倒悬人手足于木架上，或重杖而洒以盐水”，“种种酷刑，无非为索贿不遂而设”。永宁州（今永福县一带）州官李鸿宾外号“李五百”，恶名远扬。其办案动辄打屁股，有理无理先打五百板，经常打完还不知道被打者姓甚名谁。
面对如此腐败的吏治，连广西巡抚柯逢时也不得不摇头叹息：“广西匪乱，由于吏治不修……”
3 李立廷炮轰郁林城
1895年至1898年，广西中部柳州、浔州，南部郁林州、梧州府等州县，均爆发了会党、游勇反清起义。其中1898年（戊戌年）发生于桂南七州县的“戊戌之变”，让清廷闻之色变。
谈到“戊戌之变”，离不开一个中心人物——李立廷。
李立廷（1863~1934年），字仕朝，广西陆川县平乐圩大园村人。年少时的李立廷，便对父亲早年参加太平军起义那段往事充满神往，幻想着有一天自己也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青年时代，便以“广交友、性豪爽、嗜武术、娴拳棍”闻名乡里。他在平乐圩借开“宝馆”（赌馆）之机广结会党，组成“三点会”。所谓“三点”，据称暗含“滅满清”三字的“三点水”旁。
八国联军1904寄发的明信片。在清政府设置的死囚笼里，犯人双脚腾空，通常活不过三天
面对“三点会”暗流汹涌，最早感觉到威胁的是地方上一群地主、豪绅。邻村石狗寨陶有芳家财大气粗，曾因争坟山与李家诉讼成仇，便将李立廷结会之事密报至郁林州（今玉林）衙门。知州黄桂丹也感觉李立廷“图谋不轨”，即派人前往查办。李立廷闻讯躲藏起来。官差抓不到人，便将李的胞兄押回去交差。救兄心切的李立廷立即与容县、北流、兴业、贵县等地会党首领接头，约定同时举旗造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