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辛亥革命官民矛盾——交文惨案(2)

　　急迫的禁烟新政

　　清王朝用来拯救自己的新政是如此急迫。在禁烟方面，它将希望寄托在各省督抚身上。这无疑是非常可笑的，很难想象依靠政绩升迁的官僚们不把禁烟作为自己的政绩而加以扭曲。其次，它也忽略了，在鸦片种植的产业链中，会涉及到相关的利益集团，而地方官员最有可能是这个利益集团的中坚。最起码，在山西巡抚丁宝铨这里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为了证明自己的政绩，靠着政绩升任山西巡抚的丁宝铨告诉朝廷山西种烟业已禁绝，他对朝廷采取了欺骗的方式，而文水县县令则告诉烟民，已经转请抚台明年仍准种烟。于是，当地农民信以为真，依历年惯例，按时种烟。

　　这时，山西省咨议局派倡导禁烟和天足的祁县绅士孟步云前往文水宣传禁烟，刘彤光又谎称禁烟已经办妥，次年决无一人私种。1910年春，大片烟苗业已出土，孟步云又去宣传，见到此景，遂以“洋烟不禁，中国必危”等语晓谕群众。农民气势汹汹，则以禁止种烟“我辈生路已绝，何暇管他朝廷之事”相回答。孟步云遂回省报告。

　　丁宝铨立即采取了最强硬的手段，他没有追究县令刘彤光欺上瞒下的行径，只是派夏学津率第85标第1营及骑兵等五六百人，进驻交城县广兴村和文水县城内。3月13日，夏率兵进开栅镇，官民冲突引发，夏学津下令开枪，共击毙群众40余人，伤60余人。

　　接着，夏学津又威逼当地农民，揭竿横扫，各村烟苗数日尽除。最后又将平民武树福残忍杀害。

　　山西作为烟毒大省，从鲍源深、曾国荃，到张之洞，历任巡抚都是力主禁烟的，但是他们的政策都比较缓和，而丁宝铨的急进事前没有考虑到烟民的利益，而在事后又采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处理，无疑是失当的。历史专家李茂盛就认为：“禁烟无疑是根本之举，然而如此禁烟，将农民利益妄然践踏于脚下，显然不把民利放在眼里。文交惨案，反映了当时官与民的两种对立立场。”

　　惨案引发的蝴蝶效应

　　丁宝铨所忽略的，是当时的媒体，在《苏报》案重创清王朝后，作为封疆大吏的他居然依旧藐视媒体的存在，不能不说明他的保守。他所想不到的是，《晋阳公报》已经由同盟会所控制，同盟会员总编纂王用宾知其案情重大，即密嘱该报访员革命党人张树帜、蒋虎臣二人，驰赴肇事地点，实地察访，按其见闻写成新闻，揭诸报端。

　　丁宝铨见报怒形于色，就传报社经理刘锦训，诬民为匪，否认肇事，要求他登报更正，并许以知府保升。刘锦训回社与各位负责人商讨，认为新闻千真万确，不仅不能更正，还必须继续报道。随后，刘以公职在身，辞去了报社经理一职赴京暂避，遗职由王用宾兼代。次日，丁宝铨阅报，只见辞职启事，并无更正字样，他再一次采取了简单传统的方式处理。只将访员张树帜、蒋虎臣二人逮捕，并将对此案敢于说真话的咨议局议员张士秀(同盟会员)以“挟妓逞凶”为名，判刑2年，解回原籍临晋县监狱执行。他对媒体的新生力量是如此无视，一个巡抚竟然控制不了一家报纸。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知道，这个信号是如此危险。

　　文交惨案，不胫而走，传向全国，上海《申报》、汉口《中西日报》以及各埠报刊，多予刊载。有关处理这件事的谕旨说：“朝廷于禁烟一事，志在必行，此次该省酿乱，始由于地方之查察不利，而统兵官亦未能审慎办理，故予以处分。至于民间种烟，希图驰禁，胆敢聚众抗官，此等刁风，断不可长，自应严加惩治。嗣后仍著各该地方官严切查禁，毋稍懈弛。”清廷采取的策略是各打五十大板，不偏不倚。于是，丁宝铨离开了山西。

　　文交惨案所引发的蝴蝶效应，是清政府不可能想到的。“同盟会革命党人借文交惨案的扩大宣传，一是为了伸张正义，获得民心；二是为了打击丁宝铨、夏学津等旧官僚的嚣张气焰，从而实现夺取兵权的目的。”李茂盛这样解释道。

　　兵权的易手，这才是这起事件所导致的最可怕的后果，当时山西军队分为新军和旧军两部，驻扎于太原的山西新军正式成立于1909年12月，番号为暂编陆军第43协，协相当于现在的旅，共约4500余人，43协下辖两标，标相当于现在的团，第85标驻扎于城外狄村和岗上村一带，标统齐允，是旗籍贵族，虽然治军无能，但那些旧官僚们也不敢有所得罪。第86标驻扎于城内后小河，标统即为夏学津，夏学津，乃巡抚丁宝铨身边的红人，思想顽固，生活腐化，但此人治军却有一套办法，颇得旧官僚们的倚重。革命党人若要夺取兵权，必须除掉这两个障碍。

　　这时的同盟会在山西的势力，阎锡山成了最核心的人物。“他既是起义之前的谋划者，又是起义之中的指挥者，还是起义之后的善后者。”李茂盛认为，阎锡山对山西辛亥革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做出了不凡的贡献，我们应客观地看待他的功与过。

　　文交惨案前，一条小道消息传遍太原城，夏学津的妻子姿容美艳，据说是拜认丁宝铨做了义父，时常出入巡抚衙门，与丁宝铨的关系似乎有些暧昧，此事被《晋阳公报》曝光之后，丁、夏二人声名狼籍。这是同盟会试图去丁的一个尝试，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山西同盟会以阎锡山为主，还专门成立了宣传小组，暗地里搜集夏、齐二人的劣迹材料，以便抓住时机打击。丁宝铨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将夏学津调离军队，改任军械局总办。然而丁宝铨对夏学津的被迫调离仍然耿耿于怀，颇有伺机让其重掌兵权的心愿。就在这时，轰动全国的“文交惨案”发生了。与此同时，齐允贪污庸鄙的种种劣迹也被一一揭露。

　　文交惨案后，山西军界出现了重大的人事变动。黄国梁接任第85标标统，阎锡山接任第86标标统。前者同情革命，而后者则是同盟会在山西的中坚。这正是革命党人所期望的，这一变化在此后的太原起义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文交惨案，就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影响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