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水道涌动变革浪潮(2)
辛亥革命网 2014-03-28 00:00 来源：梧州日报 作者：黄海志 查看：
地缘优势往往意味着发展优势。早在明代，“诸夷航海而至”，梧州城内设市，开始对外贸易，从简易的木帆船到各种各样的贸易船队往来广州、香港，以梧州为中心的两广商业水路逐步形成。从此，广西的商品经济发展从梧州这里起航。
而自1897年梧州被迫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后，西江上更是桅杆林立，船只无数，南来北往的商客们取道西江在梧州做买卖，梧州经济由此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诸如梁颂唐这般梧州富豪们的发家，也与这条水道密切相关。
不仅如此，与广东一衣带水，让梧州人得以便捷地接受广东的经济、政治、文化等信息辐射，其思想观念相比于广西其他城市来说也更为开放。
后来的历史发展轨迹证明，借助于优越的地理位置，依赖于西江这条“黄金水道”，梧州不仅在广西近代经济发展中一直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更成为广西早期革命运动思想传播的策源地，这些都为梧州的社会进步提供了的机遇。
3开埠通商开启梧州近代史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梧州地处广西“水上门户”的区域优势渐渐转化为商贸优势，成为近代历史时期珠江水系经济崛起的城市，客观上为梧州提供了辛亥革命的物质条件。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梁颂唐等巨贾发家致富以及梧州之所以成为“小香港”，除了黄金水道、工业革命等原因外，在1897年被迫开埠通商也是梧州商业得以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
史料记载，早在清朝光绪（公元1875年～1908年）中期，随着贸易、航运的发展，梧州已渐成为大埠。面对这样的“金饽饽”，贪婪的西方侵略者岂能不动心？英国、日本曾多次催促清政府开放梧州为商埠，均未得逞。19世纪80年代末，法国势力范围扩张到云南、广西后，不甘落后的英国强迫清朝开放西江通商以求利益均等。
迫于压力，清朝廷被迫于1897年2月4日与英国政府签订《中英续议缅甸条约》，其中附款条约规定：“今彼此言明，将广西梧州府、广东三水县城、江根圩开为通商口岸，作为领事官驻扎所。”
6月3日，梧州正式开埠。当天，英国就派出领事驻扎，划河西三角嘴白鹤山一大片地建领事署。次日，即成立梧州海关，首任税务司是英国人阿岐森，关员由英人、葡萄牙人充任，控制着海关和府关。
开埠通商，对于梧州来说，这绝对不是一个纯粹的商业名词，这本身是西方列强铁蹄的遗祸，是不平等的、屈辱的。“祸兮福之所倚”，它给梧州人民带来一段屈辱往事的同时，又安排了一场特殊的发展机遇。
梧州正式开埠通商，这是梧州城市历史乃至广西近现代史上的一个不寻常的事件。如果说1840年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那么1897年开埠，则是梧州这座城市近代史的真正开始。
开埠后，英、日、法、葡等相继在梧州设领事，外国商行相继成立，梧州成为珠江流域仅次于广州的重要通商口岸城市。
彼时，梧州可谓商贾云集，千帆竞渡。
开埠后，外国轮船从香港、澳门直驶梧州，英国、日本、法国、葡萄牙等国商人也到梧州开设商行。谦信洋行、洛士洋行、渣甸洋行、的臣洋行、绍昌洋行等在梧建分行并大量经营国外百货。
据光绪二十年（1899年）的统计，当年出入梧州港的轮船达3000余艘，运输量达19万吨，其中以梧州至香港航线最为繁忙，由香港进入梧州的英、美、日、德、法等国的货物年贸易额达白银747万两。梧州出现以金融、平码、粮食、花纱、土产，百货、航运、造船、机器为主的十多个行业。那时上游各埠商人将粮油土特产运到梧州出售后，许多商人采购煤油、火柴、搪瓷制品、胶鞋、毛巾、布匹之类百货商品回程。梧州成为滇、黔、桂、湘、云物资集散地和出入口的门户、广西首屈一指的商贸中心。
经济的发展给社会变革带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为了掌握市场信息，梧州的商人们非常重视通讯的作用，他们纷纷通过各种途径获取外界信息。到辛亥革命前夕，梧州已设置有现代邮局、有线电报、无线电报长波电台；加上水运方便，每天都有客轮从梧州开往广州、香港、澳门，对国内外消息特别灵通。
由于交通便利，信息灵通，梧州总能在第一时间获取到先进的科学文化、进步思想和社会变革的信息，再从梧州辐射到全省。梧州同盟会组织正是在接到香港传来“京陷帝崩”的假新闻和一些省市纷纷宣布独立的消息，认为时机已到，才果断地决定在同盟会主办的《梧江日报》、《广西日报》上出版“京陷帝崩”的号外，最终促成梧州的率先独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