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重庆人活得太艰难(2)

　　以进口棉纺织品为例，19世纪末，由重庆海关进口的洋布，平均每年约65万匹，进入20世纪初年以后，进一步显示了迅猛增长的趋势。洋纱的进口量增加更快，洋纱代替了土纱，手纺业被强行与手织业割离。实行洋纱织布，又引起重庆附近机器织布工厂的兴建，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乡村和城镇手织业，进一步使农业与手织业割离。帝国主义的侵略严重地破坏了重庆的自然经济，加速其解体过程，而在经济侵略的狂潮中，地处中国腹地的重庆市场也无一例外地纳入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重庆逐步沦为帝国主义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给地。

　　矿产资源被掠夺，教会势力在渝不断扩张，民族矛盾日益加深

　　富饶的四川矿产资源，早为列强窥觎。英商立德乐于1904年开办了“华英合办煤铁矿务有限公司”，与四川省矿务总局订立合同十六条，并经清政府批准，夺取了在江北厅开采煤铁矿50年的权利。华英公司凭借特权，大肆盗窃中国煤矿资源。公司洋员和洋奴又恃强为恶，激起当地绅商百姓的公愤，万口沸腾，妇孺痛心。

　　伴随政治、军事，经济侵略的是宗教文化侵略的加强。在19世纪，侵入四川的外国宗教以天主教为主，后来基督教等教会也纷纷前来重庆设堂传教，先后在重庆小什字、凉风垭、丛树碑等地，建立了真元堂、天主堂、若瑟堂等教堂，成为在川传教的主要据点。进入20世纪初年，英美宗教势力扩张很快，英国在川传教士猛增，到1909年，达163人，超过法国教士人数一倍多，跃居第一位。这些教会成为帝国主义侵略重庆的重要工具。“重庆真元堂、天主堂竟俨如官署”，它们掠夺土地房产，招揽“不法痞棍”，包揽词讼，勒索教案赔款兴办宗教教育，开办慈善机构，出版书籍报刊，以及收集情报，包庇走私，行凶惨杀，实行封建地租剥削等等。随着教会势力的扩张，重庆和全川、全国一样，民族矛盾日益加深，终于酿成接连不断的教案。

　　清政府沦为帝国主义走狗，对重庆人民层层盘剥

　　经过八国联军战争，订立了《辛丑条约》，清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洋人的朝廷”。清朝重庆政府更加对外奉行投降卖国政策，对内更加紧对人民的剥削压迫，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重庆是川东道所在地，1900年，当义和团运动在重庆兴起的时候，川东道台闻风而逃。在重庆的外国人意识到道台逃跑，局势必乱，这将危及他们的利益，因而深感恐慌。驻渝各国领事一致决定，要求“道台鉴查当地动荡情况，谨守职位”。同时，又致电四川总督，要他“命令道台，不得擅离”。由于有外国领事的干预和支持，川东道台只得唯命是从，留在重庆，并驱使各总兵、知府、知县尽力维持治安，随时准备用武力镇压一切危及外国人权益的举动。到1901年，川东道还密饬各州县“留心侦察，如有前项匪徒，……一并拿获，严讯禀办”。对于帝国主义在重庆的经济侵略，也一再宣称“应尽力保护，如有滋闹事端，地方官应照中国律例惩办”。极尽奴颜婢膝，讨好卖乖之能事。

　　对重庆人民则又是一副面孔。为了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维持其垂死的统治，清王朝于20世纪初年宣布实行所谓“新政”。“新政”的主要内容是练兵，而练兵又以筹款为先。1902年，四川全省需要摊解各项债款392.8万两，其中庚子赔款即达260余万两。在中央，清政府三令五申，加紧聚敛；在各省，地方官吏巧立名目，滥兴捐税。在咸同年间，为镇压太平天国，清政府在额定粮税之外，就苛派了额外捐税，叫常捐输。《辛丑条约》以后，巨大的赔款又层层摊派。清政府在额外的常捐输之外，又加了新捐输。整个四川，新常捐输加上各种津贴，几乎等于常年正赋的十倍。巴县一地，1902年的常捐为３.3万两，新捐为2.3万两，共5.6万两。江津县，仅津贴、常新捐就是正赋的十倍半，如加上各种附加税，人民负担竟达正赋的20倍左右。

　　苛捐杂税五花八门，天灾人祸物价上涨，重庆人民生活困难

　　1901年，全川盐课再加三文，茶厘加收百分之三十。1904年，全川土药(鸦片)税增加一倍。庚子赔款后，四川契税从17.6万两，加至52万余两。1903年全省又加派烟酒税50万两。1909年，四川肉厘增收一倍。这些增收的份额，重庆人民承担了相当部份。而重庆地方政府又要额外加征。肉厘在四川省已经加征一倍的情况下，重庆又连加三次。1906年，加征陆运厘金，年搜括老厘10万贯，新厘数倍。1911年加征烟酒税，烟每斤４文，酒２至８文。典当税也从过去每年每家9两猛增至50两。其他捐税更是五花八门，千奇百怪，不可胜数。仅1905年，重庆政府就搜刮了包括海关进口税、进口半税(子口税)、老厘、新厘在内约70余万两。

　　20世纪初，重庆又是天灾连连。1901年“春干夏旱，冰雹成灾”。1904年，重庆、夔州等地发生严重旱灾。1905年，重庆长江又上涨108尺，许多地方被淹，损失巨大，溺死千人以上。

　　天灾人祸造成了物价上涨，人民生活更加困难，据海关关册记载，1905年重庆地区“饥寒之民日见其增，一切家常所需之物，其价无不加昂”。商务情况也十分不妙，相反典当业发展十分迅速。据巴县档案记载：1872年巴县有当铺五家，1885年为11家，到1910年则增至166家。典当业是以高利贷残酷剥削人民的金融组织。它的发展，标志着人民穷困，靠典当维生的人日多，社会经济凋敝日甚。

　　封建剥削的加重，激起人民的强烈不满。1904年，重庆为反清朝厘金局苛索，举行了全城罢市。后来又发展到拖欠捐银。1910年，巴县应纳新捐银1.96万两，但只交了5820两，拖欠1.378万两，连同拖欠的常捐银，共拖欠2.9745万两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