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之前的君主立宪主义（一）(2)
辛亥革命网 2011-10-08 00:00 来源：社会科学战线 作者：林来梵 凌维慈 查看：
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历史事实，但如果将以上清王朝的立宪活动理解为“自上而下的立宪运动”的话，我们还不能忽视还存在另一方面的、“自下而上的立宪运动”的线索。这主要表现为，以开明地主和资本家为代表的“立宪派”曾最初呼吁立宪改革，并呼应清王朝的“预备立宪”而组织相应的立宪团体，进行了三次“速开国会请愿运动”，有力地推动了清末立宪运动的进程。特别是1909年11月，各省成立咨议局，大量的开明地主和资本家进出该局，不仅成为立宪派强固的政治地盘，而且由此形成了此后我国立宪主义最初的社会基盘。如果这样看的话，二十世纪初我国的立宪运动，其实可谓是由“自上而下的运动”和“自下而上的运动”这两股力量彼此协同、交错进行，为此也得以在比“戊戌维新”更广泛的社会基础上展开的一场运动。
中国清末君主立宪运动的结局，虽然被1911年的辛亥革命所切断，但它既是中国君主立宪主义的终点，也是中国整个立宪主义的真正起点。下文就力图沿着“自上而下的立宪运动”和“自下而上立宪运动”这两条线索，着重探讨其不同的立宪主义构想。
二、“自上而下的立宪运动”中的立宪主义海外考察与君主立宪主义思想的形成
以“自上而下”作为推动立宪进路的清王朝统治者阶层，尽管之前断然地排斥伴随着“西方的冲击”而进入中国的政治思想，但当立宪运动开始之初，也不得不两次派遣大臣巡游日本、欧洲等国，考察它们的宪政实况并学习立宪理论。通过这样的渠道，他们将海外考察所得与其自身原有的政治利益和政治意志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传统绝对主义色彩极为浓厚的君主立宪主义的意识形态。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可见诸分别被派遣去海外考察的载泽和达寿这两人所写的归朝奏折。
正像史家所熟知，载泽第一次被派遣去海外考察宪政时，是清王朝的贵族大臣。他会见了日本的伊藤博文首相，从伊藤那里听取了关于日本明治维新和帝国宪法的介绍，并得到了很多的“教示”，诸如：贵国是君主国，主权必集中于君主一人之手，断不可旁落于臣民；臣民的自由权由法律规定，是政府所给予的，而非按照人民的意志的自由，云云。[6]返朝之后，载泽以日本明治宪法为例，阐明了君主立宪的意义在于“尊崇国体，强化君权”，并进一步指出立宪的三大利点，即皇位永定、减少外患、灭绝革命。其中，载泽力陈立宪的君主神圣不可侵犯，因为行政上的责任乃由大臣负责，根据议会的弹劾，政府还可引咎辞职并成立新的内阁，这恰似中国传统王朝政治中“相位旦夕可移，君位万世不变”的运作原理。[7]载泽的这种立宪观尽管颇为粗陋，但由于其本人在政治上的独特身份以及成功的话语转换技术而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在当时清王朝的统治阶层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真正更加体系化的也更加深刻的君主立宪主义正统理论，是形成于第二次海外派遣考察之时。当时被派到日本的学部右侍郎达寿，对此作出贡献。有关其人其说，我国法史学界长期没有详加考究。其实，达寿从1907年9月到1908年7月一直滞留在日本，在伊东巳代治的帮助下，得到了穗積八束、有贺长雄、太田峰三郎等著名学者的指导，回国后归纳整理了比较宪法、日本宪法史、议院法、涉及司法、行政、财政等六个方面的材料，凡五编十五册，[8]不仅对清末的君主立宪，而且对此后中国的立宪理论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达寿回国复命的上奏文书中，[9]体现了他以下两个主张。
其一是国体论。他首先基于当时的日本国权主义宪法学家穗積八束所创立的所谓“国体和政体”的区分理论，指出：“国体”指的是国家统治权，因根植于历史之中而不发生轻变，但存在君主国体和民主国体两种类别；而政体则可随着时势的变化而变化，其中亦有立宪和专制的区别。达寿以日本的情况为例，论述政体的转换和国体没有关系，即采行立宪的政体可以照样维持君主国体。他还介绍了从欧美宪法的发端到日本宪法的成立这一段历史，指出建立立宪制度乃是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当今是国际竞争时代，也是帝国主义的时代，所谓立宪，无非是赋予国民纳税、服兵役的义务，同时也并赋予其参政权，这可以养成国民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中的国家思想和国际竞争力，并成为帝国主义的推动力。达寿甚至介绍了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理论，指出立宪制是根据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理论所建立的基于“间接政治方式”的制度，日本虽然也是三权分立，但元首通过总揽大权，皇室超然于国家之上，因此采行立宪，清王朝就同样可安固，“国体”自然可得维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