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之前的君主立宪主义（二）
辛亥革命网 2011-10-08 00:00 来源：社会科学战线 作者：林来梵 凌维慈 查看：
“钦定宪法大纲”、“十九信条”及其背后的君主立宪主义
1908年诞生的“钦定宪法大纲”受到了日本近代君主立宪主义很大的影响。
在“君上大权”的部分，除了“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和“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两条款外，其余十二条明确记载了君主的“大权”，包括君主总揽立法、行政、司法三权，还有统帅权，戒严权和皇室自律权等。
这里的君权实质上已经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封建的君权了。根据BenjaminI。Schwarts的观点，在传统的中国，政治文化的根基中存在某种“普遍的、包含一切的社会政治秩序的概念”。这种秩序即是“一种以建立在宇宙论基础之上的普遍王权概念为中心的秩序。”[11]但君权一旦实定化，即被宪法列举并明确加以记载，君主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必然减缩。根据中国的学者沈才彬的研究，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作为正统的、支配的意识形态儒教学说中的“天子思想”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君权神授”，作为天子的皇帝是奉“天”之“命”，代替“天”来治理民众，从而拥有绝对的权威的；另一方面则是“有德为君”，要求施行“德治”，失去了“德”的情况下，就承认“异姓革命”。而这两方面是互相关联的。[12]联系到清王朝，历经数度“领土割让”、“主权丧失国威失坠”之后，其统治已然被认为失去了“德”性，支持君权神圣不可侵犯的这个正统性的基础基本上崩溃了，再加上违反了自古以来的“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原理，君权不得不进行法律上的明确记载，这就实际上意味着君权乃由“神授”转化为“人授”。[13]“钦定宪法大纲”公布后，就兴起了三次以制约君权为目的的，要求迅速召开国会和设立责任内阁的全国性的“速开国会请愿运动”，并且在1911年末爆发武昌起义，其后清王朝立刻颁布了“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进一步承诺将亲自大幅度地限制君权。这些都证实了君主主权神圣不可侵犯是可以受到质疑，并且实际上也受到质疑了的。
在臣民的权利和义务部分中，“钦定宪法大纲”规定在法律、命令的规定下，“臣民”可以就任文武官员和议员，具有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不受非法的逮捕、监禁、处罚，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受专门法院的审判，财产以及住所不受侵犯，以及必须纳税、服兵役、遵守法律。一如达寿所言，与“大日本帝国宪法”相比较，这些权利自然只是君主立宪主义的“装饰品”，而且“臣民”的权利比起作为范本的明治宪法的范围还要小得多。大纲将“遵守法律”作为臣民的义务加以了规定。这是“法律”只是为政者治理民众的“器具”这一中国传统法治文化的构想在“钦定宪法大纲”中的表现，对后世的中国影响至深。整部“钦定宪法大纲”与“大日本帝国宪法”相比，[14]具有更加浓厚的外见性的立宪主义性质。
但与“钦定宪法大纲”不同，1911年11月3日陷入窘境的清王朝所公布的“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则在内容和效力上有了很大的变化。
第一，虽然也指出了“大清帝国的皇统万世不易”、“皇帝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明确记载了“皇帝的权力由宪法规定进行限制”，大幅度地缩小了皇帝的权限，同时扩大了国会的权限，将立法权、宪法的起草议决权以及宪法修正的提案权委任给了国会，皇帝只是进行公布，还有国会拥有了财政预算案的议决权，皇室经费的决定也由国会来议决，在行政权上，还规定了官制“以法律定之”，上议院议员“由国民于法定特别资格中公选之”，“总理大臣由国会公选，皇帝任命之；其他国务大臣由总理大臣推举，皇帝任命之；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其他国务大臣并各省行政长官”，并且规定“国际条约，非经国会议决，不得缔结”，国会闭会期间，进行宣战或媾和的，“必须由追认之”。更有进者，该文件第十一条规定“不得以命令代替法律”，第十四条规定“预算案所无者，不得为非常财政之处分”，对以皇帝为中心的行政体制进行了很大的限制。在统帅权方面，规定了“皇帝直接统帅海陆军，但对内使用时，须依国会议决之特别条件”，而在司法权方面，第十七条规定“国务裁判机关由两院组织之”。其他还有明确记载了，皇位的继承顺序由宪法来规定，皇室大典不得与宪法相抵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