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昌衡在广西(2)

　　革命党人在陆军班干部学堂和陆军小学大力宣传革命，风声渐渐传进了抚台张呜岐的耳朵里。张呜岐表面上虽然也装成一副改革的面孔，但这不过是一种自文自高身价的谋略，对于从外地招来的青年，张呜岐本想借他们办起新军，充实自己的力量，因此一开始对他们十分优待，常常请客，于觥筹交错之间笼络人心，联络情谊。然而逐渐觉察到这群年轻人有革命党的味道之后，张呜岐表面上不动声色，仍以开明派的态度示人，肚子里却开始打起了小算盘。

　　一天，广西巡抚张呜岐又设宴请杨曾蔚、陈之骥、尹昌衡、孙孟戟、王孝缜几位新来的青年吃饭。酒过耳热之际，席间指点江山，高谈阔论，张故意把话题引向改革飚新。年轻人热血满腔，又没有政治斗争的经验，把老奸巨滑的张呜岐巡抚引为知已，渐渐放松戒备。来自四川的尹昌衡谈得兴起，一句话冲口而出：“要想中国复兴，满清是不能存在的。”王勇公一听话头不对，急忙在桌子底下用脚踢尹，不让他乱说话。王勇公的那点小动作还是被巡抚张呜岐觉察到。张呜岐假笑道：“大家不要有任何思想顾虑，畅所欲言好了。”他还拿出几支新购的手枪让众人传看，凑着他们谈革命。又说：“我是赞成革命的，因此随身携带着手枪，目的就是随时可以用来练习，预备将来革命时好派上用场。”尹昌衡趁着酒后兴起，接过枪来一连放了数响，把屋内天花板打穿了好几个洞。而巡抚张呜岐却连声赞道：“壮士！壮士！”尹昌衡信以为真，遂向他透露了许多革命党的内幕，并说要推举张呜岐为首领。张抚含笑饮酒，一点也不露形迹。席间，张抚还赠给每一把用红布扎好的安南刀。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听了这情况，内心甚为恐慌，思前思后，一夜未能合眼，预知祸事已即将来临。

　　1910年6月，巡抚张呜岐秘密调来蔡锷、蒋尊簋，兵备处加强了对军校生的管制。不久，张巡抚进行了人事调整，先将钮永建、李书城调离桂林，又用自己信任的人接替革命党人的职位，用前任陆军小学总办蒋尊簋为参谋处总办，又调南宁讲武堂总办蔡锷到桂林为干部学堂监督兼学兵营长，以挤掉王勇公等人。蒋、蔡（都是同盟会员）二人一到位，张巡抚马上拘押陆军小学监督雷荣寿和兵备处科长孔庚，并扬言要开军事法庭进行审讯，声言“要砍几个人头给大家看看”。为了救雷荣寿和孔庚，吕公望找蒋尊簋，跪在他面前说：“我是特来向总办自首的，我和王勇公等均是革命党，大家来广西就是来准备起义的。总办在‘浙江讲武堂’的时候，秋瑾曾告诉我，您亦是革命 同志。如果是革命同志，就应该没法救救他们，否则我情愿一死了之。“最后蒋尊簋才说：“这件事你得去找王芝祥，他或许还有办法。”果然王芝祥：“在大帅跟前，我已经说了许多好话，大帅已答应明天不进行军事会审了，但王勇公、孙孟戟、杨曾尉、陈之骥等必须在三日之内离开桂林，这是你们一定要遵办的。”

　　第二天发出文告。宣布那一晚赴宴“畅谈革命”的“青年才俊”一律撤差，王勇公、孙孟戟、尹昌衡、吕公望、陈之骥等，撤差札上写的理由是：“浮躁成性，遇事生风为由”限某些人两月内离桂林。特别指定“王勇公、孙孟戟、杨曾尉、陈之骥四人，必须在三日内先行离桂林。并劝以后要服从，勿扰攘取福。”这时革命党人才知道上了大当。经这一番挫折，王勇公和他邀约来桂的大部分同志被迫陆续离开广西。这些热血青年没有能在广西干成一番革命伟业，但由于他们的影响，广西革命气氛愈见浓厚。张呜岐得意地以新军内革命党人已被自己肃清，他没料到自己最信任的那个平日里不动声色的蔡锷和蒋尊簋（创建同盟会时委任宣传部长），其实是“最危险的革命家”。当辛亥革命发生时蔡锷出任云南都督，张呜岐一定傻了眼，他也没看清身边别的许多人，比如李书城是武昌首义的总参谋长；孔庚是山西革命军总司令；孙孟戟当过安徽省都督；尹昌衡和胡景伊为四川第一、二任都督；蒋尊簋和吕公望也是浙江第二、五任都督；刘人熙为湖南都督；庄蕴宽为江苏都督；陆荣廷为广西都督；何遂曾任过黄埔军校的校办（校长）。

　　1910年7月，张鸣岐升任两广总督，巡抚换成了沈秉堃。9月张鸣岐进京引见时，把蒋尊簋带了去，兵备处总办的职务由蔡锷接任。陈之冀、王勇公走后，空下来的陆军干学堂监督，学兵营营长的职位也由蔡锷兼任了。这样一来，整个广西新军几乎都成了蔡锷的势力范围，一时大权独揽，风光无限。蔡锷作为同盟会成员，韬光养晦，深藏不露，也引起一些误会。

　　1910年夏，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由于蔡锷总揽新军大权，公事公办，引起一些革命党人的担忧。何遂等人不能理解，不认同蔡锷。为此，革命党人何遂等人到香港找到同盟会的领导人赵声和黄兴。黄兴告诉他们，蔡锷是同盟会员，并写了亲笔信给蔡锷。何遂等人回到桂林后，把信转交给蔡锷并约蔡锷相见，但蔡锷并末赴约。桂林的同盟会员推断蔡锷不是革命党人，于是开始酝酿“驱蔡运动”。

　　广西干部学堂的学员要栽减，栽减办法主要是国文考试。而国文水平，湖南普遍比广西好。考试结果出耒后，留下的120人中，湖南有90多名，广西人仅20多人。一些人便以蔡锷偏袒湖南同乡人，排挤广西人，掀起“驱蔡运动”。10月23日何遂等人一看这个倒蔡的绝佳时机，于是发动同盟会员四处宣杨蔡锷任用私人，排斥广西学生。长期以来一直积累着湖南与广西本地人之间的矛盾也因此而激化，社会暄哗，一场轰轰烈烈的“驱蔡运动”爆发了。他们发动了干部学堂。陆军小学堂学生罢课，学兵营罢操。见达不到目的，他们又动员师范学堂和政法学堂罢课，同时向抚台衙门请愿，要求蔡锷滚蛋。广西各界人士群起攻击，抚台派人软硬兼施，学生竟然毫无顾虑，高呼口号。时任广西按察使王芝祥坐不住了，害怕乱子越来越大，只好息事宁人，劝让蔡走吧。处于风口浪尖之上，蔡锷也自觉呆不下去了，正好云南总督李经义来电邀他，蔡锷便于11月到云南赴职去了。

　　监走之前，蔡锷请何遂等人吃饭，这才首次坦露胸襟：“诸位同学。你们何苦赶我。你们革命党这我知道，我比你们资格更老。你们太年轻，浑身带剌，一不小心就会招来杀身之祸。我在这里还可以为你们敷衍，我走了你们更须收敛，以免锋芒太露。要知道，养树要养大才能成可用之材，万不可拨苗助长，我这是经验之谈啊！”

　　闻听此言，何遂等人悄然大悟。席间，蔡锷从桌上取了一个炮弹筒子，放在何遂面前说：“这个送给你做个纪念吧。成大事的人都要有个修养，你念过苏东坡《留候论》吗？所谓‘骤然临之而不惊，天故加之而不怒’，你能做到这点，就可成大事”。冷遹朝蔡锷一笑而不言，致洒后，自己连喝三杯算是致歉。后来蔡锷应云南总督之邀，离开桂林，前往云南，才有了后来打响反对袁世凯复辟第一枪的壮举。“驱蔡运动”虽然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是一误会了。经过这一翻闹腾，却使同盟会的实力大大增加。

　　何遂、耿毅联络刘建藩、杨明等几个留下来的内地学生，共同商议革命 大计。深感没有组织只凭热情闹革命是行不通的，过去人虽多，但没有组织和计划，乱说乱闹，反把事情搞坏。“宣统二年（1910年）八月，广西陆军班干部学堂、陆军小学堂、学兵营等，几个部门的二十多位革命同志终于聚在一起，议定成立同盟会广西支部。大家推荐耿毅为支部长，何遂为总参议，赵正平为秘书长，刘建藩为学兵营分部长，杨明远为陆学班干部学堂分部长，梁史为陆小学堂分部长，蒙经为谘议局分部长。并议定会规，开始发展组织工作。”广西支部出版《南报》半月刊，后该刊更名为《南风报》作为广西同盟会的机关报，赵正平任主笔。同盟会在广西力量不断发展壮大，为辛亥革命运动在广西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入会者要填具志愿书。志愿书上写着：“誓同生死，志共恢复，此心可表，天实鉴之。”入盟人、主盟人和介绍人都必须剌破手，压上血印，然后把志愿书烧成灰烬，和入洒中，众人分饮，表示歃血为盟，永不反悔。同盟会广西支部发展会员很快，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不仅陆军班干部学堂大部分人入会，五百多名学兵营中也有一百多人入会，陆军小学堂发展了五十多人，就连谘议局的议员中也有十多人加入同盟会。陆军小学堂的学生李宗仁也在这时加入同盟会。耿毅又去运动巡防营，联络绿林会党，同广西天地会首领刘古香建立密切联系。广西同盟支部在南门租了一处房子，成立了“军事指针社”。后又租了福裳街2号的房子，作为活动中心，出版《南报》（后改为《南风报》）。

　　在广西，尹昌衡先衙结识状元骆成骧，法政学堂监督、翰林院侍讲颜楷，按察使王芝祥，总兵陆荣廷。骆、颜、王、陆和尹昌衡交谊甚笃，多有关照。但张呜岐对留学生戒心甚大，始终只委任尹担任广西陆小监督，不得迁升。尹昌衡认为位卑禄薄，故多感慨，乃纵情诗酒，狂傲不羁，遂为张呜岐不容，便于1910年讽令其辞职。

　　当时，他们住在城内靖江王府，王府内有一座“独秀峰”，相对高度66米，从山顶直劈山脚形成旁无坡阜的孤峰，独秀山体扁园，东西宽，端庄雄伟，南北窄，峭拨峻秀，有“南天一柱”之誉。“桂林山水甲天下”的诗句就刻在独秀峰上。尹昌衡临行前，感慨万端，在独秀峰下题诗一首：“骥心愁狭地，雁羽恋长空。世乱谁忧国，城孤不御戒。”

　　张呜岐将这些难以管束的士官生陆续礼送出境，在“欢送”的宴会上。张呜岐曾告诫尹昌衡：“不傲不狂不嗜饮，则为长城！”。尹昌衡则不以为然的回说：“亦文亦武亦仁明，终必大用！”谁也不会想到，一年之后，尹昌衡成为大汉四川军政府督都，为四川辛亥革命作出突出贡献。

　　徐柏刚于成都 2020.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