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昌衡在广西

　　尹昌衡（1884-1953）原名昌仪，字硕权，号太昭，别号止园。诞生于四川彭州市升平镇，一个典型的川西坝子“耕读之家”。尹昌衡自幼勤奋好学，能诗文，善辩论。因家境贫困，乃弃文行武。1903年考进入四川武备学堂第一期，1904年以全川第一成绩被选拔留学日本，先就读东京振武学校（日本士官学校预备学校，学习3年），毕业后升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1909年毕业回国。

　　在士官学校时，尹昌衡先后与李烈钧、李根源、唐继尧、刘存厚、李书城、闫锡山时相过从，并结拜为兄弟。他们派出去留学的时候无一不想着学成归来报效朝庭，然而一旦见识外面的世界，情势就不一样了。立马感受到什么是“天壤之别”，目睹外国的先进，都是清庭无法比及的。他们开阔眼界，对新思想持接受的态度，参加各种救亡图存的社会实践活动，革命意识逐渐觉醒。尹昌衡与革命派共呜，于1906年加入中国同盟会。翌年加入“铁血丈夫团”。“铁血丈夫团”是李书城在陆军士官学生中的中国同盟会会员中组织的革命团体，作为秘密回国的反清敢死队。“铁血丈夫团”的名称是孙中山亲定的，顾名思义，铁与血是革命历史两大利器，丈夫团则取自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目的就是要联系学习军事的同盟会同志，担负革命时期的军事重任。1908年12月，尹昌衡与李烈钧、刘存厚、唐继尧兄弟四人为结拜兄弟，因听孙中山的演说，对孙中山的革命精神极为叹服。这使他们早就意识到了清朝的覆灭是历史的必然。

　　尹昌衡与李烈钧、刘存厚、唐继尧四人回到北京，正值清政府在荫殿廷试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四、五、六期毕业生，通过廷试授予进士、举人出身。他们按规定参加了清庭为之举办的留学生考试，尹昌衡在日本的言行，清庭有所闻讯，却又拿不出实据，清朝认为尹昌衡有革命党的嫌疑，将他暗中列为“不可靠分子”，未被重用。被分配到天津北洋第三镇作见习排长。仅“赐兵科举人出身”，授“协军校衍”。最后李烈钧、刘存厚因唐继尧的关系去云南任管带，尹昌衡则被广西巡抚张呜岐之表侄王勇公推荐到广西陆军。

　　当时任广西巡抚张呜岐奉朝廷之命办新军，在省衙设立了督练公所，下分兵备、参谋、教练三处。张呜岐为推行新政而积极招揽人才，从龙州调来两位官员主持兵备处事宜：庄蕴宽为兵备处总办，钮永建任帮办，筹建新军。庄蕴宽是比较进步的官员，钮永建较早参加同盟会，是庄力邀来桂的。

　　1907年，钮永建赴日本考察军事时，找到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的李书城，要他毕业后到广西去，并代为聘请可靠同志去。1908年，士官学校毕业，邀请同盟会员王勇公、李书城、陈之骥、孙孟戟等人从东京到广西。

　　王勇公的祖父做过工部尚书，不会革命，值得信任。广西巡抚张呜岐让他筹办广西陆军干部学堂。把邀集更多人才的任务交给王勇公（王孝镇），王勇公到北京正值清政府廷试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四、五、六期毕业生，通过廷试授予进士、举人出身。经过多方邀集，约请到一批人如：孔庚、雷寿荣、于绪虞、李乾璜、刘呜基、田家轩、覃鎏钦、仲鼎基、赵士怀、赵恒惕、袁华选，杨曾蔚、韩风楼、尹昌衡等。王勇公一看人数还是太少，又与杨曾蔚到保定陆军学堂，找到革命党人孙岳、何遂，又选了一些内地革命党人，其中有耿毅、刘建蕃、吕公望、冷遹、贺文斌、林光斗、杨卓、倪德喜、杨明远等人，人数共为七十多人。当时都可算比较进步人士了。

　　王勇公在上海组织部分人员坐船赴广西，于1909年12月从上海坐船，经过汕头、香港到北海。然后从北海到桂林。同行有三十多位革命志士，据吕公望记载：“士官则杨曾尉、唐之道、孙孟戟、田家轩、孙庚、陈之骥、尹昌衡、雷寿荣、李书城等，军官则何遂、李灵蛮等，其各军校毕业者杨明远、林知渊、钱谟、卢象巽等，”还有应镇藩、董世杰、朱尊三皆炮工弁目毕业生。我祖父徐拱禄也是随这批革命志士来到广西桂林。他们“行至阳朔，与钮永建相遇，始知庄、钮已离开兵备处，由按察使王芝祥兼任总办，局势已小变矣。”

　　12月29日，岁暮至桂林。分别分配到军队各部门工作，如兵备处、陆军小学堂、陆军干部学堂、学兵营。学兵营，招新兵一营，以孟戟充营长。陆军干部学堂，以陈之骥充堂长。雷寿荣为陆军小学堂监督，杨曾蔚为兵备处襄办。孔庚为兵备处军需科长，田稼轩为赴蒙古购马委员，吕公望为功科科员。尹昌衡为督练公所编译科科员兼小学堂教官，他只想带兵打战，对坐办公室，当然不满意的。经过派定职务之后，他们都是以同盟会的名义借工作之便进行革命 活动，宣传革命主张，传播革命种子，使大批进步青年参加革命。

　　辛亥革命前，桂林是广西的省会。近代史上，桂林，这个控制西南踞岭的重镇，一直是兵家必争的要地。政治上、军事上各派风云人物，以桂林为落脚点，展开各种争夺。当时到广西进行革命活动的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广西籍的知识分子，他们在东京、香港、广州、上海等地求学，在当地参加同盟会，毕业后回到广西工作，同时进行革命活动；另一种情况是外省籍人士，通过各种关系来到广西工作，其中不少是同盟会员，他们借工作职务进行革命活动。本省籍同盟会员的活动据点大多在政法、文教部门，如咨询议局、法政学堂、中学、师范学堂等单位；外省籍同盟会的活动据点，大多在军事教育部门，如兵备处、新军陆军小学、陆军干部学堂等单位，他们从事新军的训练和教育工作，实际上他们上掌握了广西的新军。

　　革命军人认为“一、以桂省新军彼时尚未成立，革命势力可从新造成；二、粤、湘、滇、桂壤地相错，由桂发难，东略粤、北略湘、西略滇，清军仓卒不能分援，容易集事；三、桂为边省，民贫地瘠 ，清庭所不注意，革命事业易于发展。”由于具有这些有利条件大批革命志士云集桂林，准备待新兵入伍后，即发动起义。李书城回忆录载：“预备在学生毕业后，即编成一个陆军混成协，作为革命的基本队伍，同时与广东、湖南的同志暗中联络，俟机会成熟，即先在桂林发难，广东、湖南同时响应。以这三省作为革命的根据地，最后夺取北京。”

　　在各事进行得很有头绪的时候，却接连出了几件事。尹昌衡、覃流鑫、赵正平等人坚决要办一份报纸鼓吹革命，为反清制造与论。创办一份《指南月报》，吕公望任经理，尹昌衡、覃流鑫为编辑，该刊第一期印3000份，很快就销售完了，在桂林产生了较大影响，因“言论过激”，不久巡警胡铭盘派警查封。但首次办刊的效果激励着大家，他们决定再接再厉。为了便于继续出版发行，把刊名改为《南风报》。这次他们又印了4000份，也很快销售一空。该刊不仅登载了石达开“扬鞭慷慨莅中原”的诗，还在封面插画的竹叶中，暗藏“民族革命”四字，旁边画着一个大公鸡在啼叫，题为“雄鸡一鸣天下震动”，结果又被巡警查封。第三次又改名为《南报》，准备大干一场，时，胡警官又来了。说你们办的几个报纸都是鼓吹革命的，大帅看见了愤怒得不得了，我怕你们闯大祸，所以在这里替你们斡旋。我们也不想干涉你们办报。办报是可以的，但每期的稿子都要送我看过，大家好相安无事。这样办报，言论毫无自由，要想通过办报来宣传革命的目的根本无法达到，于是《南报》只好自动停刊了。后来《南报》成了同盟会广西支部的机关报，编辑兼发行人署候声，是该支部的秘书长赵正平的化名，他也是《南报》实际上的主笔。

　　广西陆军小学堂是广西巡抚张呜岐受命创办的，成立于1906年。由于是新政主要设施之一，校中教官、管理人员中，有不少是新从日本士官学校回国的留学生和国内学识丰富，教育有方的新派人物，阵容强大。陆小隶属兵备处管辖。校长由广西兵备处总办蔡锷兼任，以后继任者有蒋尊簋和钮永建。作为广西陆军建设之根基的陆军 小学实为广西重要的军事学堂。

　　李宗仁在《李宗仁回忆录》记载“广西陆军小学直辖于兵备处，乃清未军制上一种全国性的设施。这是模仿当时德国和日本的军制。由各省办陆军小学，就基本学术科训练三年，毕业后升入陆军预备中学，两年后毕业，再行送入国立保定军官学堂分科受训二年，毕业后派充各军下级干部。这三年级学堂的组织和设备，均极完善，而训练和管教的严格与认真，实为民国以后的中央或各省军官学校所望尘莫及的。”教员中有许多留日学生，他们在留学期间，勤学苦练，对自己要求极为严格，大多以优异的成绩学成归国。所以他们执教下的陆小学生，各项工作都较正规，平时很重视人素质的培养，教法新颖，学生在校生活极有规律，早起晚睡，出操、上课都有严格纪律。正是这样严格的训练和管理，培养出李宗仁、白崇禧 、黄绍竑、李品仙、叶琪等一批活跃在中国近代军政午台的高级将领。

　　宣统二年（1910年）四月，广西陆军小学第二期学员开始招生，计划招收150名。入学考试，因蔡锷生病，兵备处派尹昌衡来堂主考。投考的学生大半是中学生，小学和私塾的也有。尹昌衡亲自面试，不厌其烦地传学生一个个来，由他亲自面试。接受他的全面考试，他说考上就考上了。他挑选相貌堂堂正正，体格魁梧匀称，颇有些风度和气质，骨子里要有军人气质。当时取第一名叶琪，第二名白崇禧。当晚带他们去见巡抚张呜岐。张呜岐很满意，设宴款侍。

　　另一件事，各级官长对学生的民族革命思想和爱国主义思想的灌输也是很注意。当时进步的报刊如《南风报》、《民报》、《梧州新报》等在学生自修时间都有得看。精神讲话每周一次或二次，陆军小学教员中不乏革命志士，慷慨激昂痛谈国家贫弱，或暗寓鼓励革命救国，他有革命活动也过于张扬，有时竟然到了明目张胆的地步。其中国文老师赵正平鼓吹排满影响甚大。李书城他们接办干部学堂后，利用一切机会宣传革命理论，“用多种方法激发学生的革命情绪”，学生都朝气勃勃，革命的气势，日益高涨。杜誉钦回忆：干部学堂何遂教官率领全堂学生在器械场大声疾呼：“中国近几十年来，政治、军事的腐败，战争失败、外交失败，今天割地，明天赔 款，试问有多少地可割？有多少 款可赔？强邻逼处，瓜分之祸临头，国家危在旦夕，我们吃国家的赐，我们要负起保卫国家的责任。我们不能听从别人把国家送绪外国，我们不能做亡国奴，我们要革命，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何教官非常兴奋，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同学们异常感动，也有不少人流下泪来。何教官接着说：我们今天的课目是‘跳天桥’要从天桥上跳下来，试看大家怕不怕！怕死就不要跳。不怕死的，革命的跟我来！”同学们依次跟着跳下来。他在讲评中说：“各同学有勇气，不怕死，革命有办法”。结果有一学生因跳桥不慎伤其脚，这件事很快就传开了，由此过早地暴露了他们的革命动机，并引起了广西巡抚张呜岐的警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