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靖国军纪略(3)

　　第三日下午一时许，谍报林鹏飞叛变的消息，刘不信，反大骂谍报员。时马木良在坐，即抽身出来与大家商议，仍密派参谋副官数人再去侦察实在情形，回报说：“已到百步梯，林在前队，北军继渡，声势浩大，似在布置直掩县城之阵。”于是急报刘，请示如何抵御?刘身边仅有卫队30人，枪身与枪弹也都不适合，当然无法抵御，只好一声口令：“走吧！”急出南门向柏杨坝(恩施)大道而行。到柏杨坝没有看见恩施来人欢迎，刘私计径至恩施不妙，乃折而西向，径由杉木坝尹家坝直到四川界上的太阳河。以为熊克武是辛亥革命的老友，去依他，或可能取得一些帮助(曾向部众这样说)。但是随行闲员太多，给养成大问题，遂又通通不急行。刘一向大言不愁，驻在恩施的唐克明，正幸其蒙受灾难，毫不作丝毫的照顾。时章太炎在恩施，知道个中情形后，就公开大骂唐克明是破坏革命的怪种，唐在被骂不堪的情势下，才派人去太阳河迎接刘回驻恩施。建始是施南全府的大门，是恩施县的后路，又是崔坝防御线的左翼要寨，负崔坝防御线总指挥重任的人，当然不可能忽视这个骤变。总指挥柏文蔚一得到恶耗，即派遣大队，浩浩荡荡地由正南进军，扬言即日收复建始县城。又另选精干少数人枪，趋小路急行，抄袭敌后，乘其不备，未满三日，就将建始收复，并夺取了无数的战利品。暂时失去的建始县城，迅又回到革命军的手中，成为鄂西靖国军的坚固堡垒。

　　蔡济民军的成立与失败

　　蔡济民军番号是鄂西靖国军，蔡任总司令，牟鸿勋任副司令，根据地是利川县。先是牟在川边联络有伍锡爵、孙锡光两个实力派(都是捧哥头脑)，响应护法军事，在利川成立了军事机构，但未正式建立起编制，也没有严格的上下之间的纪律。第一年的冬天，蔡在武穴(广济)约同驻军冯玉祥举义失败，乃西奔至利川。蔡、牟是武昌首义的老友，于是欣然合作，自民国7年(1918)年初，即正式建立起鄂西靖国军。正式建军后，关于军旅的制度纪律等等，也都逐步地规定并见诸实施。受编制为正式部队的，有左路司令胡金桥部，他有汉阳造步枪近一千支，另有杂牌枪约三百支，手提机关枪十数支，机炮两门；又有辎重兵一营，马队一营，以及不满两百或一百人枪的营三个单位，实力超过其他部队，仍是最精锐的部队。

　　此外，还有卫队营，分内外两大队，负责守卫司令部的大门二门，部署极其森严(在发生变故时，知道卫兵持有的枪支多是不能使用的，平时只是助威的装备)。

　　在时局动荡之际，不免有投机分子，借助少数武器，作为进身之阶的。我曾亲眼看到数起投机革命的事件，起初，他们自称有相当实力，要求编为一个支队或一个梯团，而一旦骗得名义、领到军饷以后，又乘机哗变而逃。他们是饥依饱扬的骗子手，是万万靠不住的。蔡、牟两人都已看清楚了这一点，于是决定开设兵工厂，自己制造九子连枪和洋抬枪。中秋节前，兵工厂建立起来了，分为炼钢、造枪、制弹三个部门，积极展开工作。九子连枪号称九子连放，此枪因钢的纯度不够，而影响到放射力量。兵工厂负责人审知其原因，就特别注意炼钢的火功，员工们皆信心百倍地精益求精，总副司令也喜出望外，认为我们的革命武装不必再求助于拿枪支作交易的骗子，可以自力更生地由炉火里源源取得。有枪需要兵，养兵需要饷，因此，继兵工厂之后，又开设造币厂鼓铸铜元，与军用票币并行于市面，军民咸称便利。仅是本地现金，还不敷运用，又设立土产公司，帮助人民收茶、制茶、运茶、割漆、制漆、运漆，当然也提倡了种烟事业，乃大大地展开了金融活动。利川一向是穷苦县分，经过此番建设，变成欣欣向荣的富裕地区了。

　　利川的富裕惹人垂涎起来，为蔡军的失败埋下祸根。驻恩施的唐克明，原不是真忱的革命者，他的部下，有许多人向慕蔡的声誉，他早知道，已把蔡看作眼中钉，今见利川建设得很好，是一块肥肉，他更想贪图这个地盘，但不敢直接来冒犯蔡。恰好驻利川的川军方化南，因种种事件与蔡不睦被唐克明利用，方与唐便勾结起来，破坏革命阵营，并杀害国民党的忠诚党员。方也是狡诈之徒，在逼蔡总部战役中，他避免出面，事先与县内张姓土匪联系，纵令入城直扑蔡部。他的司令部与蔡部只隔一墙，门外则散放步哨，门内则强站墙头，声言作防卫，实则是帮助搜查破坏；他的墙头守兵开枪打死打伤之蔡部成员，就不止三数人。

　　蔡部对此不是完全不知。在出事的若干时日以前就截获有唐、方二人勾结的密电，崔坝柏文蔚总指挥也有不少揭发唐氏阴谋的专电(密电系我经管)，已在计议如何和平结束这项公案，只是尚未找到适当的时机。适蔡在重庆参加唐继尧主持的军事会议之后返部，随身带回了川造银洋数万元，方与匪见财眼红，就想乘机动作，因畏惧左路司令的实力，未敢轻易动手；然情形是万分危险的。这时黎天才也知道了个中情况，派有代表叶鉴古等，从事调停，蔡部高级人员也参加会商解决办法。有人主张先行动手歼灭城外土匪，左路司令部的侯参谋长主张尤力。蔡以为如果先行动手，他们(方与匪)势必合力抵抗，难免不殃及人民，并认为涉及川军，就是斗争胜利了，开罪于川军，以后也无法相处，最后乃毅然决然地作让出地盘的策略。下令左路司令部先退，以表示和平解决之诚意。左路司令出发才半日，方即放匪从西门进县（西门是方部的警卫岗地）。匪攻蔡部大门，蔡仓促从侧门(新开的洞门)逃出，仍袭武穴失败的故智，藏身于古庙横匾中。方是熟悉武穴出险情况的，唆使匪向各古庙横匾搜索，蔡知藏躲不住，又急向方司令部跑，不等进入部门，匪即迅从蔡的后脑发枪，以致武昌首义的革命功臣，突然横尸于方化南司令部门口了，时为1929年2月6日。副司令牟鸿勋，则全身浸入大粪坑中，幸免于难。事后大家议论，倘若不叫左路司令开走，方等必不敢动手；又若蔡不顾及革命感情或殃及无辜居民，先行动手，只说剿匪，避开涉及方部，以左路司令的优势兵力，乘黎的调停代表在场的大好形势，方也是无法与匪合作的。无奈蔡过于自信仁厚，而左右谋划大员，除侯参谋长当场力争外，余则均是一筹莫展、一言不发的。蔡军破产以后，其参谋长和秘书长等求见柏文蔚总指挥，柏于悲痛之际，遂大声责骂他们是一群无能之辈。

　　吴醒汉的民众武装

　　据去过来凤县的人的了解，吴部人枪不满两百，号称五百大军。枪皆是来凤县原来的团防武器，执枪的人，也是原有的兵丁，只有少数参谋副官教练等人，是随吴自武汉附近各地来的。分为三个大队，大队长由民众推选，司令部加以委任。大队长以下各职官，由士兵推选，大队长认可，呈报司令部备查。每大队置教练官一至二人，由司令部选派，一般的职权，与大队长同，但不能下攻战或移动命令。这种组织的实权完全掌握在民众手里，乃是真正的民众武装。吴虽兵力单薄，又在偏远小县，却与湖南龙山友军相处甚好，不仅互不侵犯，而且得互相守卫之效。其内部如此团结，邻居如此融洽，故能以最少的武装，建立为靖国军的一个部分。蔡与吴为武昌首义的老同志，几番派人商请合作，冀求壮大革命阵营，却没有结果，由于他的实际环境不能许可，或非吴之本意也。他的部队未曾去崔坝前线，只是派参谋副官常川等到总指挥部取得联系而已。

　　崔坝前线情况

　　鄂西诸县是湖北省未遭受军阀蹂躏的一小块净土，也是进入四川的前门，无论为人民为军事，均需坚强地保卫着它。时云集在鄂西与川边的靖国军很多，除鄂军各部外，还有川军豫军等等。在大江南北岸，地势最险，由川军负防卫全责。崔坝居恩施县的东面，左接江岸防线，右邻湘西各县，其对面就是军阀部队的关口高店子等重兵所在地，形势至属扼要。若敌军突破其地，势将长驱直入。不但鄂西诸县有落入敌手的危险，湘西也不得安宁，四川自奉节以下，皆落入层层包围圈以内了。

　　其时在安徽首先响应武昌首义之柏文蔚将军，也到了川鄂边地，于是共同计议组织鄂川豫联军总指挥部，并公推柏任前敌总指挥，以崔坝为总指挥部驻在地。在前线的部队，有唐克明、黎天才、王安澜(是在兴安失败以后的残部)、蔡济民、方化南、王天纵等六个部分，共约一万二千人枪。其中唐克明部较多，名义上是两个师；蔡部一营每月更番轮值，意在实地训练战术；吴醒汉部未有去兵，只派有联络人员。战地的部署是：各部的番号不变，但不能单独守一阵地，甲部中必参入乙部或丙部一部分，由总指挥部令派指挥员统一指挥，加强相互之间的督促，避免各自为政。各阵地指挥员不断地巡查敌情和官兵勤务，总指挥部里总指挥本人和参谋等也每日巡视阵地，侦察敌情，序列甚为紧严。某日之夕，敌军集结大队，企图强渡横河小桥，柏总指挥正巡视至此，情急无法，乃挺立桥头，高声喊叫：“咱老子是柏文蔚，不怕死的小子们，过来受死吧!”并未发一枪一炮，敌人遂迅速离开桥边跑了。这样的突变情况，不外两个因素：第一，柏曾以奇计迅期收复建始，使敌损失了人枪及辎重，这种挫折，记忆犹新。意想柏是宿将，单身骂阵，必是另有埋伏，惊弓之鸟，当然不敢再行冒险。第二，敌军是吴光新的部队，吴为安徽人，柏是安徽的前辈，自惴智谋不能与他相比，声誉也远不相及，部队中官兵多安徽人，诚心崇拜柏之为人者不在少数，万一过桥后，发生倒戈现象，反而对己不利。因此两个因素，只好以龟缩为上策。其实柏在当时并没有什么预定奇谋，完全是迫不得已的一种行险动作；北伐战争时期，他追述这段公案说：“虽然把敌人喝退了，毕竟是不足为训的事情。”

　　还需要补充说明的是：

　　一、靖国军是国民党总理孙中山认可的军事组织，其参谋总长孔庚，就是孙所派任的。在广东，胡汉民等小派系硬加孔以叛逆参谋长的头衔。1928年12月东北易帜后，国民党上层人物陈立夫等又说靖国军不是革命的；影响所及，湖北就有人说梁钟汉是土匪之流的人物。这显然是错误的和不负责任的。

　　二、湖北靖国军的成份有两种：一是驻荆、襄的原有师旅；一是国民党人组织的民众武装。原有师旅的领导人物如黎天才、唐克明等，染受军阀的习气甚深，接受革命的洗礼至微，其通电独立的目的，是企图藉势要挟升官进爵，对于解除人民痛苦，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因此，在起义之初，就有暗杀阙龙、计杀季雨霖的事实；退到鄂西，又有对刘公失守建始抱幸灾乐祸的态度，对蔡济民整军经武作夺占杀害的行动。

　　三、民众武装的个别领导人，也有野心勃勃和不顾人民生活的表现。既破坏了团结，又违反了革命目的，等于是军阀的伙伴，怎能配称为革命军呢?王安澜是湖北靖国联军第一军司令，对于其他三军，应当视为亲弟兄一般，为什么在宜昌战役中，乘刘、张溃不成军之际，将他们的人枪结合了呢?又为什么退到小溪塔时，默不作声地暗中先行，有意叫梁军困于敌军包围圈呢?为什么逼在狭路上，唆使梁军部将鸣枪背叛投入自己部队之中呢?这样的行动，是不是破坏团结，是不是凌弱暴寡的军阀行为？任何人皆知其是破坏革命的行为！退一步说，也是不知革命意义的行为。如客军某某部，一贯敌视军阀，不受军阀的利诱，是其所长；但是部众很多，训练缺乏，以为打倒军阀，是革命的专业，至于为什么要打倒军阀，军阀与人民的矛盾安在？却欠研究。对于革命的意义，他们不太理解，未存心以人民为革命的对象，也不知注意人民的生活，因而在无意的行动中，就间接扰害了人民的安宁，成为军阀的帮手，而还不自知觉，这一种教训应该记之，并应切实改正之!

　　四、刘公、蔡济民二人，本是武昌首义的功臣，在做人治事各方面，自应时时谨慎，不能以求全之心责人，更不能以自满之心待己，谦冲为怀，力求进步，才是正理。

　　五、这篇记实文字，着重在写民众武装，对于荆、襄原来的师旅只能简单地提到一两件事，而非其无事可写，还请读者理解。(转载《湖北文史》第七十七辑，本文作者曾榆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