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杭州——最后的旗营(2)
辛亥革命网 2011-08-25 00:00 来源：杭州日报 作者：曹晓波 查看：
马上得来的天下，到后来，马上功夫却渐渐废了。清时，武官必须骑马，文官方能坐轿，乾隆二十五年（1760），杭州将军依领阿带头坐起了八人绿呢大轿，被浙江巡抚参了一本，去京城“双规”了。
队伍不好带了，乾隆帝也是看在眼里。他74岁那年，第六次来杭，带了十五子顒琰（后来的嘉庆帝）在旗营大教场（现教场路一带）观看操练，本也是鞭策。哪晓得旗兵洋相百出：弓箭手的箭不知飞哪去了；马一跑，骑手掉了下来，这糗事还不是一个两个。
光绪新政，重整武备，但旗营“神马”都成了浮云。张鸣《辛亥——晃动的中国》说，当时杭州旗营只剩一个武将会骑马了。此言不知出处，按杭州旗营的“营例”，每五年要派员出关购良马一次，以淘汰劣马。这么说来，玩马的应该有。不过，马术生疏也是事实。十年前有一位那姓老人告诉我，他爷爷是杭州旗营中人，祖上与叶赫那拉氏有亲缘，得过皇上的黄马褂赏赐。光绪末年，他爷爷上京城被赐武状元，按规矩要骑马回乡，不料他受不了马途劳累，加上染病，回到杭州，次日去世。
尽管如此，朝廷对旗营依然倚重。光绪二十五年，杭州旗营配备起了德国装备，枪有马克沁，炮有克虏伯，还成立了“抬枪营”，专门雇人抬洋枪洋炮。抬枪营，光听这名，就是苦差。那时的操练称“调排”，像模作样地扛枪走一回，下了操，自有随从跟班将枪炮背了去。后来杭州人将“糊弄”、“捉弄”说成“调排”，不知出处是否在此。
清朝末期的军队，除了巡防营、旗营外还另有“新军”。新军是新政的产物，管带（营长）、标统（团长）中有不少留过洋，许多兵丁是读书人，对新思想的接受，远比掌握毛瑟枪、汉阳造来得快。不少官兵通过各自途径入了同盟会，推翻清政府，已成上下共识。到了后来，巡抚都不敢信任他们了，每支枪只给三五发子弹。
旗营依然浑噩。1910年，杭州旗营将军瑞徴，是光绪的娘舅，他做票友、斗蟋蟀、抽大烟、养宠物，活得是滋滋润润。他抽的大烟，用上好的人参熬制，抽了不坏身。他用的大烟枪，杆杆都刻了京剧名角的姓氏，如梅兰芳等。他外出旗营，大轿上常常有西洋狗探出脑袋，一度被上海报人画入漫画。
大厦将倾中的旗营也不全是颓废，新政时，为推动女子从家庭走向社会，有一个叫惠兴的孀居女人多方奔走，募款办了一所女子学堂。开业之日，她割左臂发誓：“如此校终止，必以身殉。”一年后，答应捐款的营内女眷食言，学校经费无着，刚烈的惠兴吞下鸦片，成了中国为女学献身的第一人。后来旗营荡尽，一条以“惠兴”命名的路和“惠兴中学”依然留存。
山雨欲来
帮会好汉陆续到杭，分别安置在城站附近
1911年，杭州能读到的《申报》、《新闻报》、《中外日报》，说的全是革命党的炸弹、暗杀、暴动，真真假假。
但共和的思想已深入人心，辛亥元老马叙伦回忆：光绪二十年（1894）他结婚，新房的对联是“卿桴独立鼓，我揭自由旗”，横批“快播革命种”，就是在杭州裱画店明目张胆裱出来的。
那时的新军已有了秘密组织，常在白云庵、彭公祠等地秘密开会。从资料上看，与会者并不全是同盟会的人。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人心大乱，秘密聚会更是频繁。
同盟会中部总会负责人陈其美多次派人到杭州，商讨举事，却找不到能“横刀立马”的人。杭州的两标新军驻扎城外，虽被革命党渗透，却受巡防营监控。新军没经历过任何战斗，猝然起事，必败无疑，要想一举打响，必须要有一支有战斗力的敢死队。
此时，北洋军干将冯国璋正急攻汉阳革命军，按同盟会指示，上海、杭州要尽快起义。上海定于农历九月十三日举事，杭州不能再拖。就在这时，同盟会会员蒋介石与黄郛相继抵沪。
陈其美与黄郛、蒋介石是换帖的弟兄，两人的到来，真是天赐良机。陈其美马上派蒋、黄到杭，与各路革命党人密议，定于11月3日到7日（农历九月十三日至十七日）间起事，推举童保暄（新军宪兵营督队官）为临时司令，蒋介石任敢死队长。
又派人去浙东，以“沪杭铁路工人”的招工名义，招募敢死队员。据说，陈其美曾在奉化一带调解过几起青帮会党的火拼，很有声望。于是，帮会好汉陆续到杭，分别安置在城站附近的高升客栈、大方旅馆、平安旅馆和大营盘前的奉化会馆。后人认为这是一次中国准黑社会的咸鱼大翻身。在当年的革命党人看来，招募会党，远比发动无组织的民众来得快捷和富有战斗力，更易掌控。
“山大王”王金发也来了，陈去病的《莽男儿》说：当年秋瑾、王金发借办大通学堂为名，操练反清人士，“丁未五月练成”后，选派了32人来到杭州，后来又选派了200人分散在江干一带，“伺动静以为内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