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孙宝琦与山东独立

　　孙宝琦早在任驻外使节时，便闻到外国人对青岛的赞美。他奉调回国，尚未赴新的任职，便于光绪三十年（1904）秋天，来到青岛，并游了崂山，宿于太清宫，在游览各处景观时，赞不绝口，对八仙墩、崂山头等景色尤为赞赏不已。

　　1902年至1905年，孙宝琦出任驻法公使，后还兼任驻西班牙公使。在欧期间，他用心考察列强政情，参观兵工厂、机器厂，思想日趋维新。1904年，他上书清廷，倡言立宪，成为清朝大臣中第一个明确提出“立宪”的人。其时，孙中山赴法开展革命活动，有一湖北籍留德学生王发科，因参加兴中会被另一满族留学生以言语威胁。王发科胆小怕事，遂与汤芗铭合谋盗取了孙中山的文件包，内有机密文件和兴中会会员名单。二人如获至宝，交至驻法公使馆以求“戴罪立功”。不料，孙宝琦不仅没有严查，反而叱令二人将文件包送还，还派人密函孙中山“危险速逃”，向革命党示好。孙宝琦思想之进步，由此可见一斑。

　　孙宝琦任山东巡抚时，正值山东革命党人纷纷集会，要求山东独立，并推举他为交涉长，但他竭力阻挠和反对，并与庆亲王联络向朝廷表忠。武昌起义之后，1911年11月13日，在山东联合会大院里布置了“山东独立大会”会场，上午8时已是人山人海，实现独立如同盛大节日的来临，山东各派政治势力的代表，如联合会的各界人士、同盟会的革命派、第五镇的官兵，以及商界、学界都派代表出席了大会，与会者近万人，孙宝琦也应邀参加会议。时任山东省各界联合会会长的夏溥斋宣布大会开始，与会者情绪热烈，众口一词认定：以山东所处的环境而论，正在危急存亡、千钧一发之际，非立即宣布独立，否则决不能挽救当前的局势。但是，任凭群情激昂，孙宝琦仍然保持着那副顽固的面孔。夏溥斋力劝孙宝琦认清形势，顾全大局。而孙宝琦却说：“吾为朝廷守土，土不能守，惟有死耳。即不死，亦不能率领诸君独立。”立宪派丁世峄等人要孙宝琦尽快表态，免得惹起众怒，局面不好收拾。孙宝琦却说：“我是清朝官吏，清政府只要存在一天，我须尽一日之责任。”同盟会会员纷纷厉声谴责孙宝琦的顽固态度，而他依然放言：“政府一日不倒，则山东一日不得与清政府断绝关系。”孙宝琦的这种顽固嘴脸与独立派形成水火之势，局面就这样僵持着。

　　时针已经整整转了一圈，持续了一天的大会依然没有走出僵局。晚上8点，同盟会与军队商议，不能再这样拖延下去，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同盟会负责人丁惟汾派人将会场的各个门口守住，严禁人员出入，一些军人则掏出手枪，进一步鼓动示威，赢得会场上群众的高声附和，局面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这时，身穿黄咔叽军服、腰系棕色宽皮带、佩着肩章、斜挎红色值日带的五镇参谋黄治坤一个箭步登上台来，他拽着夏溥斋的胳膊厉声喝道：“夏会长，今天如果孙巡抚不答应独立，这个会就要继续开下去。我告诉你，我们五镇官兵在会场里有200多支手枪，他要是顽固拒绝，说不定会闹出什么事来，也许会出人命。”

　　孙宝琦一看这阵势，顿时失去了温文尔雅的常态，脸色由黄变红，由红变白，浸出一层冷汗。看到大势已去，人心难违，再这样磨蹭下去，局面将更加不堪收拾。他思考了片刻之后，便装腔作势地将头上的顶戴花翎摘下来，往桌子上一放，带着颓丧的腔调说：“大家既都认为独立相益，与山东有利，我也不坚持己见！”夏溥斋立即宣布：“孙抚台已经承认全省宣告独立了！”顿时，全场一片欢腾。同盟会会员将已经印好的《山东独立宣言》张贴在会场的四周，会场响起了一阵阵的口号声：“山东独立万岁！中国革命万岁！”“山东独立大会”的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山东都督，各派议论纷纷，意见统一不起来，还是夏溥斋从中斡旋：“正是孙抚台的顾全大局，山东独立才得以实现，况且他提出的4个条件我们也都已接受，我看就选孙抚台为山东都督吧。”大家沉默不语，夏溥斋接着说：“既然大家都不说话，就算默认了，下面请孙都督宣誓就职。”孙宝琦也不推脱，慨然允诺，大摇大摆走到台上宣起誓来。

　　独立实现后，孙宝琦身为已与清政府决裂的山东军政的都督，仍循旧例在珍珠泉抚署召开司道会议，他态度暧昧，明里暗里却极力纵容煽惑反独立的情绪。他寄函外国驻山东官员，通报情况，仍袭用独立之前所用政府关防，沿用清朝宣统皇帝的年号。

　　清政府、顽固派对山东独立恨之入骨，因此，取消独立的逆流也在暗中酝酿着。至袁世凯掌权，这股逆流便形成为强大的复辟力量。11月24日，经过几天紧锣密鼓地筹划，顽固派张广建、吴炳湘伙同五镇内的反独立派、咨议局的失意政客、各界落难士绅，向新政权、独立派、革命群众发难了，他们成立了名曰“山东全体维持会”的反独立组织，当天就在济南的山西会馆召集会议，孙宝琦参加了会议。而此时，五镇炮标标统张树元则下令支起了4门大炮，其中两门对着都督府，两门对着联合会驻所，以大炮威胁与会人员，并告知：“会议事项立即议决，不得拖延。”炮口威逼下的会议，十分顺利地签署了“决议”。对于独立，孙宝琦本来就不赞同，而取消独立孙宝琦则是求之不得。一看时机已到，孙宝琦在会场上迫不及待地宣布取消山东独立，将都督改为巡抚，一切恢复旧制。山东独立轰然而起，倏然而倒，仅仅维持了13天。

　　取消独立后，孙宝琦的处境更为尴尬，宣布独立是他，取消独立也是他，如此朝秦暮楚，视政治大事为儿戏，其主子对他不能原谅，革命党人更是无比义愤，“议灭掘祖坟歼族类，以泄公愤”。此时的孙宝琦，内为清廷诘责，外被革命党人及广大民众声讨，他曾自喻“君亲两负，不可为人”。心力交瘁的孙宝琦，对政事亦无力处置，对政场也无心眷恋了，至此，他开始杜门谢客，无奈之下借机称病，躲入外国医院。12月17日，孙宝琦被正式解职，他在山东已无立足之地，惶惶然如丧家犬般离开了山东。

　　孙宝琦平生值得一提则是善始善终的坚持向德人收回路矿权。宣统元年（1909）7月，孙宝琦出任山东巡抚，于11月就用银34万两，赎买回德人瑞记洋行所办煤矿五处，并颁布了府厅州县地方自治章程；次年5月，亲自到青岛巡视，并访问德国当局。1911年7月与山东路矿公司订立收回沿路矿权合同，德人藉口于国体改变，不与签字，遂停办；1913年6月，孙宝琦时任外交总长，重提山东矿权合同一事，将辛亥未签之约，乃促德使正式签约。是项合同属于孙宝琦在山东巡抚任内提出。《胶澳志》载云：“宣统三年六月，即西历千九百十一年七月，山东巡抚孙宝琦，又与山东路矿公司订立收回三路矿权合同，其要点有五（略），至是乃将漫无限制之铁路沿线三十里内之利权收回，而前此有名无实之华德矿商共同开采之办法，亦得划清界限，而不相扰，乃上项合同议而未签，值辛亥改革，德人又复借口延宕，直至民国二年，即西历千九百十三年，孙宝琦复任外交总长，与交通部一再敦促德使，……是年十二月，德使始将千九百十一年七月所订之矿务合同正式签字。”孙氏能够善始善终的将此项合同坚持签订，颇为人们所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