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位离世的辛亥革命老人喻育之(2)

　　傍晚，学校上自习时间，忽然听到自工程八营方向传来的枪声。随后，方兴同学翻墙回到学校，手持两把指挥刀，一把交给李翊东，传令紧急集合，并大声宣布：“今天是驱逐满清的日子，大家随我整队出发，到楚望台领枪。”同学们个个精神振奋，身穿刚发下来的青呢制服，脚穿皮鞋，右臂用白布缠着，以作标志。同学们来到楚望台，打开军械库，每人领得毛瑟快枪一支，子弹若干发。这时，各路起义士兵3000余人联合在一起，公推吴兆麟任总指挥，分三路向清廷湖广督署进攻。测绘学堂同学担任中和门至通湘门的守望任务，以防袭击。时值深秋夜间，冷气袭人，大家不顾饥饿寒冷，士气十分高昂。在拉锯式的阳夏战争中，测绘学堂的同学也参加了战斗。 

　　辛亥起义取得胜利，武昌湖北咨议局前，竖起两面十八星红旗。

　　辛亥起义后，在武昌成立湖北陆军测量局，朱次璋任局长，喻育之等任科员。任职期间，喻育之深感学识不足，又参加湖北法律专科学校学习。

　　1914年5月，袁世凯废除《临时约法》，颁布了一套《新法》。1915年又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变中国为殖民地的“二十一条”。袁世凯复辟卖国的行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喻育之与测绘局的同事们一起写文章，集会、游行、呼吁一切爱国同胞，投入反袁护国斗争。军阀头子王占元获悉下令：“捉拿激进分子喻育之。”喻育之被迫于1916年东渡日本。在日本东京私立日本大学读书，后进孙中山先生和日本犬养毅合先生合办的政法学校学习法律。在校期间，喻育之被推选为留日湖北同学会评议长，后又被推举为会长。

　　1918年，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北洋军阀段祺瑞签订《中日军事协定》。段祺瑞的卖国行为，激起了留日学生的群起反对。当年，数千名留日学生在王兆荣（四川人，公费留学生，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生）的带领下，毅然回国，投入国内反日、反军阀的斗争行列。留日学生回国后，在上海组织了“中国留日学生救国团”。喻育之任副团长。同时，创办了《救国日报》，喻育之任总经理。当时，“留日学生救国团”向各界呼吁，捐款资助《救国日报》的经费。许多爱国人士慷慨解囊，其中赞助最多的是江苏南通的爱国实业家张骞先生。《救国日报》在27个月中，先后出版800多期，销售最多的是南洋印尼等地，喻育之常以“阮恒清”的笔名在报纸上发表文章。

　　《救国日报》问世不久，不仅日本人视之为中国青年爱国排日言论之总汇，也遭到英、法、美帝国主义的嫉恨。法国巡捕房无故抓走了总编辑温立，并扬言要罚款、封闭报馆。喻育之闻讯后，立即赶到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向孙中山先生汇报了情况。孙中山先生听后非常气愤，说道：“你们办《救国日报》是为了救国，救国就要有勇气，就是杀头也不怕！”喻育之说：“杀头我不怕，只怕封报馆。封了报馆，我们就失去了宣传阵地。再说罚款，我们一时也拿不出钱来。”孙中山先生听后，马上拿出300块银元给喻育之，说道：“准备被他们罚款吧！我在这里，没有什么可怕的，总编辑马上会释放出来”。第二天，温立果然被释放回来。以后，孙中山先生又几次派人送钱支持《救国日报》。报社同仁无不感动。这是喻育之第一次见到孙中山先生。

　　1918年，喻育之以“留日学生救国团”和“全国学生理事会”会长名义与各爱国反帝团体联合，积极活动，坚决反对日、英三次联盟。一天，喻育之带领上千名学生，在上海地方法院侧面一块空地上，进行宣传演说活动，喻育之站在木凳上，慷慨激昂地高呼：“英、日两次联盟，中国所受之害，众所周之。如大家坐视不理，则国家将亡。”一队荷枪实弹的军警赶来，驱赶集会民众。这时，喻育之想到军警多数是北方人，仍继续讲道：“北方的同胞们！你们也是中国人，国破家亡之际，你们理应支持我们的正义行动！”这些北方籍的军警，许多是被迫来当兵的，听到演说，有所感动，未过分阻扰。在场有许多中外记者采访。学生们更是个个义愤填膺、热血沸腾、高呼口号，强烈要求政府阻止英、日第三次联盟。次日，英国伦敦《泰晤士报》登载消息：“中国喻育之反对英、日联盟的行动，引起英政府的重视，经提交国会讨论，否决了三次联盟。”为此，同辈们常以“泰晤士报者”称呼喻育之。这一次行动，表明了中国知识分子由爱国，走向革命，他们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救国宏愿。

　　1919年,《救国日报》在报纸中缝上，刊登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广告，一读者来信说：“南洋公司的老板简照南兄弟已加入日本国籍，你们《救国日报》向来是主张救国抵制日货的，为什么为日本货做广告？”经报社调查属实，立即将广告撤除，并在原处换上“痛悟”二字。简氏兄弟见报后，大为震惊。愿以20万元的代价仍换上他的广告。对此，报社内部议论纷纷，有的主张将款收下，以解决报社经济拮据问题。喻育之坚决反对。简氏兄弟又请了一名大律师出面，到报社进行威胁。喻育之为了这事找到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先生肯定了报社的做法，并批评那位大律师。这是喻育之第二次见到孙中山先生。

　　1919年5月4日，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喻育之以全国学生联合会理事长的身份，偕同上海一批学生、工人、商人代表去拜见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先生在接见时，勉励大家“言必信，行必果”，坚持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斗争，挽救中国。大家深受教育。

　　1920年底，喻育之化名阮恒清，再渡日本，足迹遍布长崎、大阪、名古屋、横滨、东京等地，团结反日青年进行游说，直到1921年返国。

　　1921年5月，孙中山先生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成立革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主要目标是用武力打倒军阀，统一中国，实现民主共和。同年，孙中山先生在韶关成立大本营，任命何成濬为军事委员会委员，派他到粤军许崇智部担任前敌总指挥，进行东征。委任喻育之为前敌总指挥部军法处处长。

　　喻育之和二七大罢工的领导人之一施洋（湖北省竹山县人）都出生于1889年，所以互称“庚兄”。他们都是学法律的。1922年，湖北工团联合会成立，建立了28个工会组织，该会聘请施洋为法律顾问，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施洋对联合会及下属28个工会组织委托办理的各种官司，一律尽义务，分文不取，连“车马费”、“住宿费”都是自己掏腰包，而对一般有支付能力的委托人，施洋是要收取一定费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