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位离世的辛亥革命老人喻育之(4)

　　北伐军占领武汉以后，1927年1月，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到武汉。各级党政组织急待建立，急需大批人才，各级学校也需要党义教员，湖北政府研究决定，分别成立党务人员讲习所、党义研究所和文官养成所。文官养成所设在武昌（现武昌区人民法院西面乡公祠旧址），其宗旨是为了培养地方行政人员。喻育之任事务主任兼教员，共产党员董必武、李汉俊、詹大悲等，均在文官所任教员。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动政变；7月15日，汪精卫又在武汉叛变，大肆逮捕工人领袖和共产党人。由于文官养成所是由国共两党合办的，学生中不少是共产党员，文官养成所被迫停办。

　　1928年，喻育之赴南京任军事委员会《革命军日报》社长。

　　1930年，喻育之任湖北省党部委员。1931年，接任湖北省财政厅厅长。那年，湖北遭受水灾，人民生活困苦不堪。省政府财政收入受到影响。当时左右军政大权的是徐源泉、夏斗寅等人，为了增加内战经费，向省政府主席何成濬建议，由湖北省银行发行5万元的钞票。这种钞票既没有硬币储备，又没有物资作抵，实际上是一种骗局。必将导致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喻育之得知对何成濬说：“过去湖北官钱局滥发钞票，结果倒了票，人民受害，怨声载道，我们再也不能做这样的事了！”过了几天，何成濬派省政府秘书劝说喻育之，说何主席执意要发行新钞票，叫他不要再坚持。喻育之为了表示反对，向何成濬提出辞呈，结果钞票未发行，喻育之因此事离职。1932年至1937年间，喻育之任湖北省国民会议选举事务所总干事。湖北省农村合作指导委员会委员。

　　1936年，武昌地方当局修建张之洞路时，将湖与祠隔开，喻育之倡义在祠堂门外，建起一座三门的柱石牌坊，与享堂组合，成为一个完整的建筑群。堂内供奉辛亥首义牺牲的众多烈士牌位，喻育之还向居正等人，以及海外人士募款。从此“三烈士祠”改称“革命首义烈士祠”。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卢沟桥事变，日本悍然发动了侵华战争，揭开了我国全民抗战的序幕。喻育之时任国民党湖北省执行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主任委员是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兼任，省党部办公一切党务工作，都由喻育之全权处理。

　　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主要机构，由南京迁到武汉，武汉实际上成为全国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

　　1937年10月，在董必武同志的领导下，组织了以郭述申、陶铸、钱瑛等为成员的中共湖北省委员会。为了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董必武、郑位三同志会见了喻育之。会见时，董必武拿出中共湖北省委致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公函。大意是：“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日寇铁骑侵入我国国土，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关头。全国各党派及各界人士，都应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消除成见，团结一致，共赴国难。希望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也采取相应措施，以期团结抗日，争取最后胜利。”喻育之看后，马上答应，立即分函各地、县党部书记长，阐明国共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抗日。

　　1938年4月，国民政府通过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决定设立国民参政会。这是一个战时民意咨询机构，各党派主要负责人和名流学者、工商界著名人士，都被选举为参政员。中国共产党员毛泽东、董必武、秦邦宪、吴玉章、林伯渠、陈绍禹、邓颖超七人为参政员，喻育之也被选为一、二、三、四届的国民参政员。

　　1938年7月7日，纪念抗战一周年，喻育之亲眼见到武汉三镇为募集抗战经费献金的动人场景。这次爱国运动，是由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等发起的。从早到晚，人们川流不息地来到六个献金台献金。有的献出金银首饰，有的献出大量钞票，人力车夫献出一天拉车所得的几角钱。这一行动，显示了中国人民热血沸腾、同仇敌忾的精神。更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念。

　　在此期间，冯玉祥先生书赠喻育之一副对联：“要想着收咱失地，别忘了还我河山。”

　　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于1939年2月在重庆举行。这时中国在战场上失利，日本首相近卫近麿发了声明，以“建立东亚新秩序”等口号，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等投敌求和。这时，在国民党内部，也有少数人对抗战失去信心，中国面临战与和，存与亡的紧急关头。会议期间，许多参政员都发表了不同想法的讲话。董必武同志以湖北同乡和老友关系，邀请湖北代表孔庚和喻育之，到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吃饭。做了几样家常菜，清爽可口。董必武在席间，再次感谢他在武汉受到国民党反动派军警追捕时，喻育之的长兄喻镜清将他藏匿在德兴衣庄。日后，喻育之又找驾货轮的袁祥福，将他安全转移到上海的救命之恩。喻育之也回顾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与共产党人共事的情景。喻育之说：“蒋介石想一手遮天，搞一个党、一个主义的独裁政治，是不得人心的，国共两党只有团结一致，才能取得抗战胜利！”。

　　1942年，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后，喻育之被委派到万县担任国民参政会经济建设策进会副主任。同时被推选为湖北旅川同乡会会长。当时，湖北逃往万县的难民多达20多万。喻育之在万县为这些难民做了安置工作。他还亲自到万县监狱视察，对监狱管理制度以及囚犯生活等方面问题，提出了改进意见。在经济工作方面，喻育之做了发展战时生产、稳定物价等工作。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1946年春，喻育之挚妇携雏，扬帆出蜀，日夜兼程，直趋武汉，转赴黄陂。

　　深遭日寇蹂躏的黄陂县，昔日繁华的城廓，如今成为碎瓦颓垣，一片荒榛断梗的惨景。许多亲友都向喻育之叙述日寇在黄陂所犯的惨绝人寰的罪行。喻育之独自来到鲁台山的“双凤亭”下，这里当地人民称此地为“枉死城”。目睹此景，喻育之痛感祖国疮痍，立志为百姓竭尽心力。回到汉口家中，喻育之把他在家乡搜集到的日寇在王家庄犯下的滔天罪行，都一一记录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