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期间湖北革命党人的谋略决策与运用(5)
辛亥革命网 2011-03-21 00:00 来源： 作者：季云飞 查看：
然而，车史学界对湖北革命党人这一谋略决策与运用，非难甚多，甚至有些权威著作认为‘武昌起义之后虽然很快占领了武汉三镇。但没有乘胜出击。在战略上犯了保守主义错误。反映了革命党人政治上的不够成熟和软弱。”此评说似己成为军史学界的主流观点，笔者必要多说几句。
者批评湖北革命党人‘‘在战略上犯了保守主义错误”理由是：广大士兵有向北进兵的热情和要求，起义军“分兵沿京汉铁路北上占领战略要地武胜关，既可对清政府带来更大威慑，又可以以武胜关为屏障，拒敌于关外，保卫武汉安全，战略上可得先手。”窃以为，批评的理由值得商榷。
是的，当时广大士兵有反清的热情和北上要求。但士兵的热情和要求，并不就是革命党人的决策依据。我想决策的主要依据是占领武汉三镇后敌我双方的军力及军事发展态势。如前所述，敌我军力及军事发展态势，起义军不具备乘胜追击的主客观条件。至于分兵北上占领战略要地武胜关问题，军事指挥部在起义前夕制定的起义计划中亦论及，日：“攻击奏效时，宜派重兵迅速前往武胜关把守，及毁坏黄河之铁桥，免贼兵长驱直进”。然而，起义爆发后革命党人的主观条件无法实施这一计划。倘若革命党人按原计划将仅有的四千兵力分兵出击，那么，必将被浦军各个击破。
对于当时士兵的热情、要求，以及革命党人何以不能分兵出击的描述和分析，当时担任黎元洪幕僚的曹亚伯在《武昌革命真史》-书中作了客观公正的论述。因曹亚伯的论述已作论者为批评革命党人战略上保守的史料依据。故笔者不惜篇幅。将相关内容移录于此。
文日：“军政府接到以上报告（指清陆军大臣荫昌带兵南下一引者），而一般不知兵即群相叫嚣，谓参谋部不善计划，坐误戎机，应早日派兵占领武胜关，或黄河桥，再向北京进兵者。纸上谈兵，言之成理，全不知己知彼也。甚至有热心过度者，痛哭流涕，几欲于顷刻之间，将黄河桥炸毁，阻止荫昌南下。殊不知湖北新军共计步马炮工辎各队约有四千人，而汉口汉阳者，兵力尤为单弱。脚步尚未站定，维持武汉市面秩序，己非易事。且各军队自起义以来，日夜疲劳，无片刻休息，区区数千人，而人人铁石，防御武汉，犹虞不足，焉有余力分出黄河桥况张彪所带队伍，防守京汉铁路。内患未清，进攻不易。加以军队动作，一切补充接济，都要准备，稍有缺乏，即难维持。且瑞张彪急图报复，派汉奸煽惑谣言，一夕数惊。设军队皆开往前方，武昌不保，自失根据，越即沼吴。”
倘若我们不是断章取义地使用曹亚伯提供的史料。正视起义军当时所处的环境，我们绝不会对当时湖北革命党人实施的谋略提出非议。
在革命党人‘‘抵御清军国攻”谋略思想的指引下，起义军自10月18日起与清军在汉口展开了10余天的“汉口争夺战”。在汉口争夺战中，起义军虽取得“三战三胜”的刘家庙大捷。然而，由于前线指挥官的渎职，加上国攻汉口的清军兵力日趋加强，终使汉口于11月1日陷于敌手。
正当汉口危急之际，黄兴于10月28日抵达武昌。11月3日，黄兴出任战时总司令，并立即部署汉阳战事。然而，由于起义军“官长不用命”、“军队无教育”、“缺乏机关枪和野熘等原因，27日，汉阳失陷，黄兴即于当日离汉赴沪。自此起，湖北革命党人转入御守武昌阶段。
一个多月的汉口、汉阳之战虽然失败了。但它为全国反清革命形势高涨赢得了时间，在战略上意义重大。诚如黎元洪所述。“全局成贩关键在于各省民气之能否迅速继起响应”，而不在于c一城一地之得失”。在汉口、汉阳之战期间，湖南、陕西、九江、南昌、山西、云南、贵州、上海、苏州、镇江、南京、浙江、广西、安徽、福建、广东、重庆、成都等地相继响应，造成了“一地起义、各地响应”的局面。亦在此际，各省代表筹议建立临时政府，南北进入了议和阶段。汉阳失陷，黄兴离汉，南北进入议和，标志武昌起义时期的终结。
综观武昌起义期间湖北革命党人的谋略决策和运用，就总体、主流而言。决策是着眼于全局，即全国与武汉革命形势、敌方与己方军事力量的现状，因此是科学的；运用是着眼于实际，即原有的实际及变化了的实际，因此是成功的。但是，由于武昌起义实际上是一场士兵起义，而且是猝发的士兵起义，因此，决策和运用过程中，缺乏一流的军事谋略家和统筹全局的军事指挥家。从而造成了起义军在占领武汉三镇后，占领地区非但没有扩大，反而缩小。当然，占领地区缩小或扩大并不是评判谋略决策与运用的唯一标准，但是，我们应该承认，战场上的失利，直接影响军民的斗志，更影响以后南北议和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