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梁之“虚君共和”方案浅析(5)

 在政局急剧变动、民主共和为大势所趋的情况下，康、梁提出了“虚君共和”方案。虽然他们经过了精心策划，并费了很大的力量去运动，但是，“乃不料革命派方面，因为主张和立场的不同未能采纲，而袁世凯方面，则别有所图，虚与委蛇”，到1912年2月初（农历1911年十二月下旬），南北议和成功，清帝准备退位时，这个方案最终宣告破产。  

 袁世凯方面，他一方面操纵与革命派的谈判，一方面则紧锣密鼓地为取清自代作准备。他深知康、梁等人的政治能量，故组阁之后，便想延为己用，至少是和他们“虚与委蛇”，以减少其取清自代的阻力。当康、梁提出“虚君共和”方案时，袁世凯便耍起了多种手腕，他对罗悼晶称，“我自出山即抱定君主立宪，此时亦无可改变”，对“虚君共和”方案不置可否。在罗悼晶的追问下，他更说出了“我主张系君主立宪共和政体”的奇谈怪论。‘亚1他一边与革命党在上海讨价还价，一边不停地筹款，以加强自己的实力。就连跟他联系的罗悼晶都说，“吾党与之结合，当在不即不离之间，断无委身其中之理。……此时国体未能决以前，袁断不将真心出示吾党，亦无明助之理，但虚与委蛇可也”。袁世凯得到革命党推他为临时大总统的承诺之后，便转而逼迫清帝退位。此时，康、梁的主张也不知被他抛到那里去了。  

 革命党方面对康、梁“虚君共和”方案的态度就更加明确。尽管“虚君共和”制下，“君主不仅被剥夺了一切权力，而且像1946年后的日本天皇一样，被有意识地降为一个象征性的角色”，革命党人还是坚决反对。黄兴明确表示，“惟项城举事宜速，且须令中国为完全民国，不得令孤儿寡母尚拥虚位”，‘ “万勿使污秽君主名词，永远留臭于我民国”。‘361虽然梁启超幻想章太炎等能与之合作，但是章在他的回信中却明确表明他的反对态度，而且指出，“清帝犹在，而蒙古已宣告独立，是虽存清帝之号，未足以羁制蒙古也”，37]切中了康、梁等欲借民族问题宣传这一方案的用心。宋教仁等对康、梁一党更是拒而不见。‘38]无怪乎当时在革命党人中进行活动的盛先觉哀叹，“要之革党万不能就虚君共和之策，较温和如章太炎者，所说犹然，况其余乎”？圳当时，国内革命热情高涨，民主共和已是在所必行，康、梁提出的“虚君共和”显然与形势的发展背道而驰，因而深为时人所诟。“沪中宣告死刑，各报登遍，公岂不知之？有京官数人在沪，偶诋共和，即或絷或戕，……津中（民意>等报，彼党之明机关也，日描写康、梁丑态，昨又登梁微服人都，与袁密商，现匿袁处等”。[删康、梁如此，他们的手下的活动也受到革命党人的限制，罗悼晶在给梁启超的信中写到，“另一种谓暗杀党，列君主党名数十人，必尽杀之，佛苏名前列，其所亲函嘱勿来京。则宪在此究难安然，是以劝其赴津，渠在此亦无事可办”。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就曾因为各省发生仇杀保皇党人的事，专函陈炯明等加以禁止。‘就连当时声名赫赫的汪兆铭因与康、梁等立宪人士有些瓜葛，也受到了舆论的攻击。在此情况下，康、梁试图实现以“虚君共和”方案来分化革命党，无异于痴人说梦。   

康、梁一党与其他政治势力联系的情况又如何呢？武昌起义爆发后，张謇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已于九1911年11月中旬下定决心转向民主共和，‘训他认为“共和政体之成，已无可疑”，[删“环观世界，默察人心，舍共和无可为和平之结果，趋势也”。‘他虽然表示，“满、蒙、回、藏，幅员辽阔，风俗不～，共和政体能否统一，此诚绝大研究之问题也”，[盯]“然目下军事民政应接不遑，安能顾此？”]瞿鸿神狈0在革命爆发后“移居上海”，甚至躲进日本的保护中，对康、梁的主张干脆不予理睬。‘康、梁等通过麦孟华等人的关系，在岑春煊等两广、云南人士中进行了大量的活动，而且岑春煊也表现出了较高的热情，麦孟华在给梁的信中写到，“渠（指岑）极有意，且甚热，微窥之且似颇有布置……，龙、陆皆有书与彼，必有联络，旧部不少，一呼可‘集，故乡之盗，亦非所畏”。但是，在麦盂华、谭典虞等人看来岑春煊之流实在是靠不住，不仅龙济光等的军事实力值得怀疑，就是岑本人的政治能耐也难以令人满意。谭典虞在给梁的汇报中提到，“典至此历见彼中重要人物，察彼内情，大约与弟前书所云元异，纷乱无纪，饷械缺乏，战斗力极脆弱，无足言者。……土（土，指袁世凯）必穷极兵力，不可当矣”，认为岑春煊“天下多故，而瑟缩作新妇态，不亟吐握揽延英俊，吾知其无能为也”，联络他不过是觉得他“资地可用，尚不欲决绝之耳”。陋3当时远在海外的梁启超不能不受谭、麦等人的影响，加之“城北（指徐世昌）极主联公（指梁）。北谓公路（即袁世凯）力大，推公孝（似指岑春煊）则与公路绝（公路，公孝必不能合——原注），且恐南北之局自我而成，故仍主联公路，力主公孝事当少缓”，[53]岑春煊与袁世凯势不两立，这使得梁启超不得不在联袁与联岑之间做出选择。就当时的情况而言，联袁无疑比联岑更符合康、梁集团的利益，故虽然麦孟华等人继续在两广筹划，但当梁启超在权衡利弊后最终作出拥戴袁世凯的决定时，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到了1912年1月底，“虚君共和”方案遭到了彻底的失败。罗悼晶致梁的信中说，“此时‘虚君共和’字样，京中久已消灭矣。……平日所抱宗旨，己断断无丝毫之效矣。”不仅如此，他还哀叹“近日报中常发现‘虚君共和’字样，谓将来发表为虚君共和。其字面则同，其内容绝非，盖宣布共和后，仍留此虚君号以存旧君名义耳，非虚君共和政体也”。康、梁费尽心机策划的“虚君共和”方案，至此不过成了一种装饰品罢了。 

 “虚君共和”方案已经成功无望，在何去何从的问题上，康、梁之间出现了重大的分歧。杨天石先生在台湾发现的梁启超致康有为的密函未刊稿。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杨先生把此信的时间断为冯国瘴攻下汉阳(1911年II月7日)之后和良弼死讯公布（1912年1月28日）之前，[56]无疑是谨慎的。但是信里梁启超提到了蒙王及其他“人民团体”敦迫他回国之事，而蒙王的通电是1912年1月24日（农历十二月初六）发出的，因此此信的时间似应与杨先生在文中提到的另一信的时间（杨先生断之为1月24后数日）大致相仿，也可推到1月24日以后。结合康、梁运动“虚君共和”方案的事实，我们不妨可以推断，武昌起义爆发后，康、梁先是准备发动军事政变，失败之后，两人即转而倡导“虚君共和”，等到“虚君共和”方案宣告破产之际，康、梁才产生了根本性的分歧。康有为试图联合满族亲贵，再次密谋发动政变，以铲除袁世凯；而此时的梁启超则由原来的“和袁”、“联袁”转为拥戴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罗悼最言，“试思须磨所策划，均以为完满，一出发后，机局全然变更，无益费精神，亦大可不必矣”，所谓“须磨所策划”，似亦可释为康、梁策划的“虚君共和”方案。至于两人产生分岐的具体情况，杨先生在文中已说得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