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梁之“虚君共和”方案浅析(2)
辛亥革命网 2011-03-19 00:00 来源： 作者：林辉锋 查看：
军事图谋落空之后，康、梁迅速调整自己的应变策略，全力宣传“虚君共和”方案。1911年11月间，康有为作<救亡论>十篇，但“寄之上海，无敢刊者”。接着他又写了<共和政体论>。在这些文章中，康有为提出了“虚君共和”的主张。1据<康有为年谱续编）载，康有为“以武汉事起，天下响应，及张绍曾上言信条，遂布君主虚泣，已同禅让，满洲归化，实同灭亡”，但他认为，共和的形式很多，“若以美国之玟体尽之，则犹有误弊也”，只有“虚君共和”方案才最适合中国。梁启超从东北回到日本后，“附和康有为的‘虚君共和’主张”，10]很快发表了<新中国的建设问题>一文。该文分上下两篇，上篇论单一国体和联邦国体的问题，下篇论虚君共和政体和民主共和政体。梁启超在文中系统阐述了所谓的“虚君共和”方案，认为民主共和制决不适合中国，而“欲跻于治安，宜效英之存虚君，而事势之最顺者，似莫如就现皇统而虚存 之”。换言之，就是在保留满清皇室这一象征性前提下，实行内阁制，国家大权由内 阁掌握，而内阁首脑则由国会多数派的领袖出任。
康、梁确定这一方案之后，即以此为指导，投入国内的政治斗争。从1911年11中 下旬到1912年初，康、梁为这个方案的实施进行了大量的活动。这一阶段，他们两人 的行动基本还是一致的。在梁启超的实际操纵下，罗悖屉、盛先觉、蓝公武、麦孟华 等k在各方政要之间频繁．活动，试图以此方案引导当时政局的发展，进而实现自己的政 治目的。 袁世凯方面是梁启超最主要的运动对象。武昌起义爆发后，梁启超即准备与袁世凯 握手言和，共同对付革命党。在其军事密谋失败后，梁启超联络的军事力量转眼之间或 转为革命军，或落人袁世凯的手中，由此更加坚定了他联合袁世凯的决心。袁世凯组阁后，任命粱启超为“法律副大臣”，并屡次电催其归国就任，梁启超虽一再婉拒，但在复罗悼最的信中，他明确指出，“鄙人既确信共和政体为万不可行于中国，始终抱定君主立宪宗旨；欲求此宗旨之实现，端赖项城，然则，鄙人不助项城，更复助谁？”他希望罗向袁世凯转达这一信息，他要与袁世凯“分劳戮力”担当此役。‘123此时梁启超企图同袁世凯实现比较平等的联合，这跟他后来拥戴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不可同日而语。要他不做斗争即服服贴贴地屈从于以前的仇敌袁世凯，梁启超毕竟是心有不甘。况且，他对袁世凯能否战胜革命军还表示怀疑，他在致康有为的信中就说，“饷项如何，属极可忧。就令可支，而北中处处蠢动，防不胜防，兵力分疲于守御进攻，虑非可恃”。 而在接收禁卫军之前，袁世凯取清自代的野心尚未完全暴露，梁启超幻想在“虚君共 和”方案的基础上，实现与袁世凯的联合：袁掌财政、军事，并“调和亲贵”，他自己 则“因势利导，转变舆论”，两人共同成就一翻事业。为此，罗f享最、蓝公武等人对袁世凯作了大量的游说工作。
梁启超推销其“虚君共和”方案的另一个主要对象是革命党人。梁启超认为，革命党可分为两类人，“其一则凶暴成性，专以煽动为事者也，若此者不过少数而已；其二则发愤于政治之腐败，以为国家前途无可希望，铤而走险者也，此派定居大多数”。[15]因此只要革新政治，大部分革命党人是可以争取的。在此认识下，他试图以“虚君共和”方案游说、分化革命人。1911年12月7日（农历十月十七日），盛先觉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详细汇报了他同革命党人接洽的过程。他“拜访”了宋教仁、章太炎、李燮和等人，结果或是不遇、或是遭到冷落。直到他三访章太炎时，才有机会向章进行游说。他先以章太炎曾经倡导过的“给满洲与清帝使之自立”、“共和政府成立之后，首立清帝为大统领，后再黜而竟废之”等主张进行试探，“觉得”章有接受“虚君共和”的倾向，就把康、梁的方案和盘托出，并以藩属问题对章进行游说。此外，康有为还曾致信黄兴，主张采用“虚君共和”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