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梁之“虚君共和”方案浅析(4)
辛亥革命网 2011-03-19 00:00 来源： 作者：林辉锋 查看：
“虚君共和”与民主共和的根本分岐在于是否保存皇位。就康、梁而言，说康有迷恋君臣大义的倾向则可，说梁则未必。且不说梁启超早年曾有过的激烈言论，武昌起义爆友时，他在致徐勤的信中还说，“夫痛恨满人之心，吾辈又岂让革党？而无如此附骨之蛆，骤去之而身且不保，故不能不暂借为过渡，但使立宪实行，政权全归国会，则皇帝不过为坐支乾（干）修之废物耳，”‘墨-对满人的不满，对皇位的不屑跃然纸上。<新中国的建设问题）是梁启超关于“虚君共和”方案的代表作，他在此书中详尽地分析了他所列举的六种共和政体的优劣得失。其中，他着重比较了美国的民主共和制和英国的虚君共和制，认为民主共和制存在着诸多弊端：“而在美洲法系之国大统领既与政府同体，且同授权于民，国会不能问其责任，苟非以宪法极力裁减其权势，必流于专制，故美国政府不能列席于国会、不能提出法案于国会，不能解散国会，惟奉行国会所立之法而已”。他对英国的政体也作了分析，“英人之谚日：国会之权力除却使男女易体外，无一不能为，国会之权如彼其重也，而内阁总理大臣，惟国会多数党领袖为能尸之，故国会常为政府之拥护者，国会之权即政府之权也，然则政府之权利亦除却使男女易体外，无一事不能为也，所谓强有力之政府，莫过是矣。然则政府之权利亦除却使男女易体外，无一事不能为也，所谓强有力之政府，莫过是矣。然则曷为而不流于专制，则以非得多数于国舍者不能执政，而国会由人民选举，其得多数者，必其顺民心者也”。m1在这一认识前提下，他认为“虚君共和”不仅可以维持强有力的政府、以适应当时激烈的匡际竞争，更关键的是它“不流于专制”。
1915年9月，梁启超与<京报）记者的谈话，涉及“虚君共和”方案。他说，“直到辛亥八月，武昌起事之后，吾犹著<新中国建设问题>-书，谓虽不得已而行共和，亦当虚存君位，……。即当辛亥九月著<新中国建设问题>时欲迁就以存虚君，无聊之极思乃陈三义：……。此虽滑稽之谈，然吾当时怵于变更国体之危险，情状可以想见，……。吾当时岂有所爱于君主政体，i『百必犯众怒，以为之拥护者？吾以为国体与政体绝不相蒙，能行宪政，则无论为君主为共和，皆可也。不能行宪政，则无论为君主为共和皆不可也。……是故吾自始未尝反对共和，吾自始未尝反对君主，虽然吾无论何时皆反对革命，……”。[251这段话颇值得玩味。照梁启超此时的说法，“虚君共和”的提出，无疑是他反对专制、而又不想变更政体思想的产物。但是这段话未必反映梁启超在辛亥时的真实想法。既然他并不反对共和，那为什么在“不得已而行共和”时，还坚持“亦当虚存君位”？对梁而言，这段话的更多的是针对当时的实际需要而说的，即借此反对袁世凯称帝，再者也为自己在辛亥时并不光彩的历史辩护。“无聊之极”、“滑稽之谈”是梁启超自嘲的说法，显然跟他此时所说的冠冕堂皇的理论不甚协调。
可以说，“虚君共和”方案的提出，跟梁启超一向的思想主张有关，但又不全然是由他的思想决定的。我认为，康、梁之坚持“虚君共和”方案，还出于一种策略上的考虑，是他们在没有掌握军事力量的情况下，为左右政局所采取的一种斗争策略。他们试图以“虚君共和”促使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维持某种均衡状态，进而为他们发挥作用创造条件。
革命的爆发，使他们对实现自己一向倡导的君主立宪制所抱的最后一丝幻想也破灭了。他们深知在当时的情况下，一旦实行民主共和制，他们绝对无法取得政权；而当时国内的主要矽治势力，无论是满族亲贵、革命党人还是袁世凯，不管那一游亳斗争中取得绝对的胜利，亦即取得“专制”的地位，对他们都十分不利。革命党是他们的“死敌”不用说。就袁世凯而言，戊戌时的深仇大恨不提，1908午政闻社被解散、此后几年运动开党禁受阻，在康、梁看来都有袁的因素，他们甚至准备派人刺杀他。[26]虽然武昌起义爆发后，梁启超就作出了“和袁”的决策，27J但毕竟还是对他深怀戒备；康有为在致徐勤的信中也提到，“否则土头（土头，即指袁世凯）亦必自专，亦无我等回翔地矣”。i篮1对于清廷那些亲贵，康有为或许还心存幻想，梁启超则较清醒：“袁若去，则铁良、良弼等必出。此辈素以排汉为事，恐未必能推心于我”。‘29]在这种情况下，康、梁出于自身的考虑，大力鼓吹“虚君共和”方案，就带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倘若此方案果真实现，他们一则可以掌握舆论，再则以此维持三者之间的互相牵制状态，可以为自身在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创造条件。认识这一点，对粱启超一面哀叹“虚君共和制之种种不能行也又如此”、‘一面对之备加赞赏并不遗余力地四处活动这种矛盾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
“虚君共和”方案的破产及康、梁分岐的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