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后遵义杨兆麟的政治思想(3)
辛亥革命网 2011-03-18 00:00 来源： 作者：翁仲康 查看：
“辛亥五月刊成《汉上消闲集》，八月武昌革命起，吾携范氏、成儿母子二十四日附轮舟避乱上海。三十日至嘉兴。太守杨次典（原注：兆麟，甲辰探花）旧交也。遂留成儿孽子郡署。十月初二一日之武林，（此处略去宦应清去杭州游览等内容近百字一～引考）初六日返嘉兴。嘉兴风潮亦然，因携成儿母予及次典弟少丹眷口还上海。十三日革命颦搞上．海，十四日苏杭皆变。次典初与嘉防统领沈军rJ潆死守。至是，知不能支，十六日亦来。”
应清号诲之，别号屏风庄旧主。在武汉的江汉关任职。结社赋诗，编成《汉上消闲集》。父宦懋庸，著有《论语稽》。上引语文字见其所编《屏风山庄箕裘集》卷二十一。此书民国六年(1917)刊于武汉。遵义市图书馆有藏。文中说嘉兴得到革命风暴到来的信息，杨兆麟弟与家属先去上海避风。最关键的话是“次典初与嘉防统领沈军门谋死守”，“知不能支，十六日亦来”。清末军制改革，新军在嘉兴为巡防队分路，统兵官为统领。宦应清不知其名，称之为沈军门。
面对革俞形势，杨兆麟身为知府，有守土之责，与驻军长官“谋死守”，合于情理。但由于革命形势发展神速，上海、杭州、苏州都光复。杨兆麟见无力对付，于11月6日（旧历九月十六日）只好放弃死守计划，避居上海。用他致章太炎信稿的话，即“乃为亡虏，窜伏海蠕”。
这段文字足可以说明杨兆麟既没有在东京参加同盟会，也没有拥护“驱逐鞑虏”，更谈不上在清政府内发挥特殊作用。杨兆麟避居上海，有诗文传世，颇能说明他那时的政治思想。以下略作介绍：
1912年3月他打算回遵义，路途遥远而险，被劝阻，有题为《壬子二月拟间道归去，贞老以道阻险，涕泣谏之，极感其意，用仲苏元韵赋呈》七律两首。其中有句云：“思归我渐成心疾，认旧人惊失面肥。生计渐穷游复倦，脱身此去未全非。”他觉得“万里征途愁踯躅”，又“生计渐穷”。处在两难之间：“身家孤注谋诚拙，去住双全策亦稀。”
二月间没有成行，继续避居上海，后有《前拟归去，承兕住浏，久无以答。今，天假以缘，忽忽又为两月之聚，聊呈一律．即乞大教》诗。其中说“一曲家山傍蘑破，娄关尽处是烽烟”。辛亥革命他得知遵义社去不安定，兵祸联续，急于思归。如他在《闻滇军五路，，、-遵义，簧j团首败走，地方残破，愁不得季弟消息》诗八首中，描避他的心情：“瞥水兵纷渡，狼山火未收。悬悬心一寸，悲恐几时休。”鲁团首指鲁瀛，号屏周，西乡办团练，辛亥革命时遵义治安偏坏，他率团捕杀白昼抢劫的先锋四队。后又杀滇军梅若愚。梅在遵肆权逞虐，因此鲁受到好评。杨兆麟在沪，得不到确切消息，对鲁有误解，说：“书生真误事，看尔一拳撑。”饱回到遵义得知原委，改变看法，称赞鲁瀛：“乡兵三百诧奇功，人马多同也自雄。一战果能全即墨，重来何愧见江东。”
杨兆麟暂住上海租界内，足不进上海县城，原因是上海在11月3日经革命党人起义，成立沪军都督府，他心存疑虑。在“秦鹿坪大令与余及愚若共事一年，乱起后为民军所窘，死于旅寓，寄柩锡金公所。余两人屡欲往哭之，以非租界，戒不敢往。某日过王采臣寓所，相去不过里许，与下四绝以致望祭，诗中说“一死人间万事休，长眠无复乱离愁”，“果然死乐胜生悲，似我饥寒活几时”，“棘地荆天可奈何，眼前跬步阻关河”，“何日痛将亡国恨，抚棺说与故人知”。秦鹿坪与他有一起避居上海的遭遇，有共事一年的交谊。杨鉴于秦的死，不愿被“民军所窘”，故不去上海县城“抚棺”，只能“望祭”。
避居上海，表达他忠君之念，亡国之恨的思想，如有诗说：“伤心死事等鸿毛，二百余年痛此遭”，“开国于今历九朝，武功文治迈金辽，白山黑山兴龙地，浴尽天池王气消”。 “劫来海上阅桑波，沉陆神州叹奈何”，“身经浩劫名心薄，诗到穷愁怨语多”。
他感到前途渺茫，写下“九死一生复几何，因知后事总蹉跎”诗句。 “九死一生”显然指他从嘉兴逃上海而言。当时沪杭已通铁路，急迫间他用何种交通工具离开嘉兴不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