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政治秩序和权威的重建(6)
辛亥革命网 2011-03-18 00:00 来源： 作者：汪林茂 查看：
但这决不是因为谁的过失造成的，或者说是因为谁不想把革命进行到底。除了前述的种种客观原因外，还因为当时整个中国社会最急切呼唤的是结束动乱，恢复权威维持下的秩序——传统权威随着清王朝的垮台而崩塌，但新权威并没有因共和政府的产生而树立。而在社会秩序基本没有被触动、分散且落后的小农经济普遍存在、几乎没有契约文明和法治传统的中国，社会的向心力和秩序完仝是依靠以高度集中、专制为特征的政治权威来维持的，法律难以成为最高权威，也难以形成有效的秩序规范。因此，传统权威一旦倒台，就像历史上一再重演过的那样，社会立即出现了权威真空，社会的向心力顿时呈现出松懈、甚至瓦解的趋势，随之而来的是社会的混乱和动荡。在当时各地的报刊上，满是盗贼、土匪烧杀劫掠，受灾、失业贫民滋事，军队哗变，商民吁恳政府缉盗剿匪的报导；或是惊呼中国社会出现的种种危象：“言外患则日逼南满，俄涎蒙古也；言内忧则会党充塞，匪盗如毛也。…一再观内部，则意见丛生，内讧可惧，四分五裂，沦亡堪忧。呜呼！天欲祸吾国乎？”对这种状况最为焦急的是那些主导中国社会舆论的绅、商等中上层人士，他们最普遍的心理是：“谁能为我们剿匪，我们就归向谁。…“杀吾仇者吾君也”。“不问其为何政府也，但知有抚我者而归附焉。”社会主潮流强烈要求恢复秩序，早日结束混乱和动荡不安的局面。
失序之后必然要求回复秩序，这是规律，问题在于建立什么样的秩序？在工商经济发达，市民占主体的社会里，有着法治传统和以契约关系为基础的民主政治网络，建立秩序必然是诉诸法制，所要建立的也必然是法律秩序；但在当时的中圉社会，普遍是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有悠久的人治传统和以伦理为中心的宗法网络，但几乎没有契约文明、法治传统和民主政治观念。就像要让分散的马铃薯集结在一起，就必须用一个麻袋装起来一样，小农占主体的中国社会要建立秩序，必然地要诉诸权威，而且必然是个人权威，从而建立个人专制下的秩序。
这也是近代中国的国情，时人对此早有一定的认识。人们常批评梁启超1906年1月提出的“开明专制”论是反对革命的保皇派谬论，但实际上早于梁启超一年，革命宣传家陈天华就提出了以“开明专制”作为“兴民权，改民主”的“入手之方”的主张。而且这一主张被革命派具体表述为“义师反正”后实行“军法之治”的政治方案，写入了《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至武昌起义后，不仅立宪党人主张“大乱之后，非用专制手段，必不能整齐庶政”，革命党人也坚守同盟会时期提出的“军法之治”方案，主张省一级必须由都督“统揽一省之治权”；在中央一级，孙中山也坚持采用总统制，否决了宋教仁的内阁制建议，申明总统不能“自居于神圣之赘疣”的地位。
这也不是什么人的主观愿望所决定的。因为既然社会动荡只是因为政治失序所造成，小农经济之上的社会秩序并没有因革命而改变，所谓重秩序必然是重建个人权威维持下的政治秩序：由此，共和国的个人权威与传统型国家的个人权威在内容上的区别，也就只在于“开明”与否。接下来惟一需要解决的问题只是：当时中国谁最具“开明”和“权威”这两重资格？毫无疑问，当时中国的政治领袖中，最进步（“开明’的当推孙中山。然而，孙中山最“开明”的政治主张却让多数人感到“未知涯畔，即难以理解，也难以实施。更重要的是孙中山手中并无实力，成不了时人眼中的“强人”；而袁世凯在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活动中，已给国人留下了较深的“开明”之印象。更重要的是，袁世凯重兵在握，是当时中国最具实力的人。当革命党人自己也“不肯把革命事业继续下去”、回复秩序成为整个中国社会的第一需要、权威成为回复秩序的惟一依赖时，实力人物也就成了当时人们的惟一选择。所剩下的南、北争论的焦点，只在于“政体7是否采用“共和”、南方内部的分歧只在于袁世凯的德行是否可信，社会秩序及法制体系的重建已不被人们考虑。孙中山等人按照“兵权涨一度，则民权亦涨一度”的设想，最后进行的制定《临时约法》等立法活动，在一片“苍生霖雨，群仰明公”、“世界第一之华盛顿，我中华民国第一之华盛顿”的颂扬声中，在普遍的崇尚权威、依赖权威的中国社会，自然被时人视为画蛇添足、不合时宜之举。在这股呼唤秩序与权威的社会潮流的抬举下，袁世凯当上了临时大总统。而且，此后这股呼唤秩序与权威的潮流在继续高涨，腹有鳞甲的袁世凯还要乘着这股潮流继续往恢复旧秩序、旧权威的方向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