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政治秩序和权威的重建(2)
辛亥革命网 2011-03-18 00:00 来源： 作者：汪林茂 查看：
当然，在社会发展规律的作用下，至明末清初时新的经济及社会关系也在中国封建社会内部萌发并且发展起来，而且开始撞击旧的社会秩序。但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断了中国社会内部新社会关糸的自然成长进程，并且使此后的中国社会发展呈现出畸形状态—西方国家一方面将“近代”强行送进中国，促使中国社会的某些领域提前产生了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社会成分及社会关系；另一方面，它们又一再发动侵略战争、一再将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这不仅给中国人带来了刺骨锥心的民族耻辱感，造成割地、赔款及一系列国家主权的丧失，从而使清王朝所代表的传统权威急剧衰减，越来越失去人们的信任，政治秩序陷于危机；同时，这种侵略行径又极大地压制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社会成分及社会关系的成长，使它们迟迟不能壮大、成熟，处于不死不活、难有作为的状态。近代中国在这种情况下，政治秩序的危机远远超过社会秩序的紧张，建立新政治秩序以救国的急迫性大大盖过社会秩序重建的必要性。传统权威的衰减愈演愈烈，政治秩序一再地受到冲击，而社会内部的冲突——社会秩序紧张的趋势则刚刚开始，远远没有超出传统社会可包容的范围。
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的不断加深，到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的这种畸形状态有增无减：20世纪初年，资本主义经济、资产阶级社会势力得到发展，至191 1年，历年由民族资本创办的工矿、交通运输企业已达到1141家；到1912年，全国商会会员总数达到196638人。但如果把这个数字放在汪洋大海般的自然经济中、放在4亿人口中去考察，就不能不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关系在当时整个中国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中还是非常微弱的。而且作为刚刚形成的资本家这一阶层来说，最迫切的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改善政治和社会环境，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制订出法律规范，还远不是一个成熟的、财大气粗的阶级要求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的问题。1907年1 1月在上海召开的有全国17个省、44个县、20个镇的商会代表出席的各省商会大会，可以说是资本家第一次举行的全国性集会、并直接而真实地表明自己政治主张的会议。这些资本家在会议上讨论的中心议题是制订商法，保护财产安全，维护经济活动的秩序问题。上海商务总会会长李云书对这次会议的内容作了这样的概括：“一则华商与洋商贸易，洋商有法律保护，而华商无之，故动受洋人之欺抑；二则华商与华商贸易，彼此无一定之法律规则，致失信用而妨经济；三则政府颁布商事法令，每不与商人协议，致多拂逆商情之处，是非徒不足以资保护，而且转多窒碍”。可见，所论主要的是改善经济发展的环境和建立经济秩序规范的问题。这说明作为近代中国先进阶级的资本家们，还没有成熟到直接从自身社会地位的角度向传统社会关系——社会秩序提出挑战。因为稚嫩幼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关系还没有感受到社会秩序有太多的不合理，资本家们在旧社会秩序下仍有一定的发展空间，对旧社会秩序——自身所处社会地位的不满还没有达到不能容忍的地步。因此，康有为在对照法国历史后得出结论：“吾国久废封建，自由平等已二千年，与法之十万贵族，压制平民，事既不类，倡革命言压制者，已类于无病而学呻矣”。人们常将这段话斥之为保皇派反对革命的谬论，但极力主张革命的汉民也同样否认了中国社会存在着不平等：“吾国之贵族阶级，自秦汉而来，久已绝灭，此诚政治史上一大特色（其元胡、满清，以异种为制，行贵族阶级者不足算）。今惟扑满，而一切之阶级无不平（美国犹有经济的阶级，而中国亦无之）”。不能简单地将此归结为认识浅薄，因为人们的认识是来自于对社会实践的感受。即使是浅薄的认识，也是一种社会实践——当时人们对社会的思想认识水平的实际，社会实践活动据以开展的实际。
与此相反的是，20世纪初年人们对中国现存的腐败无能的旧权威、不合理的旧政治秩序的愤恨和憎恶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近代以来中国一再的战败求和，一再的失地赔款，一再的丧权辱国，使亡国灭种的危机日渐迫近，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因为政府“偷安苟且”，“俯仰偷生，因循塞责”，“至若深宫之默许，政府之密约，疆吏之暗失，使臣之阴从，怪怪奇奇不可思议之约章，虽非草野寡陋不晓朝事者所可根究，然一则日‘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非煌煌之圣训乎？一则日‘与其与奴隶，不如赠朋友’，非良相之嘉谟乎？”也理所当然地得出这一结论：“冢中枯骨岂足有为，亡国大夫难与图存”，连自己国家都不能尽责保卫的政府，还有什么存在的理由？旧政治秩序赖以维持的传统权威，在民众前面几乎扫地以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