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政治秩序和权威的重建(3)

    其二，外国的掠夺，官僚、地主的压榨，再加上连年天灾，百姓饥寒交迫，已面临死亡的边缘。尤其是光绪末年和宣统年间，在江浙地区，“嗷嗷之声达于比户…“老弱流亡，络绎道路”。在江淮地区，自1910年秋至191 1年春，饥毙人数多时每日至五六千人，已饿死者七八十万人，奄奄待毙者约四五十万人。以至“饥民至饥不能忍之际，酿成吃人肉之惨剧，最无天理者，为数万之饥丐，寻觅倒路旁将死未气绝之人…一群聚大嚼，日以为常”[8](p．726)。当朝廷连百姓们最起码的生存条件都不能保证时，谁还愿意做驯服于它的臣民呢？于是“民变”四起，政治秩序混乱到了极点。

    总之，到了宣统年间，中国社会各阶层人民几乎一致的认识是，现存的代表传统权威的清朝政府必须推翻，传统权威所维持的1日政治秩序必须改变。

二、“破坏”的内容：改变旧政治秩序

   实际上，当时立宪派致力于国家法统建设以建立新社会秩序的社会变革方案，应当说是颇有深度、且符合社会变革规律的。问题在于，立宪派的方案并不为中国当时急如星火的国际、国内局势所容许。帝国主义步步深入的侵略，使中国面临极为严重的民族危机，解决国家和民族的生存问题，理所当然地成为全体中国人最紧迫的头等大事；清朝政府已彻底腐败，不可救药，成为中国走上民族复兴和发展道路的最大障碍。在这种情况下，革命是当时中国人惟一正确的选择。至宣统年间，连坚决反对革命的立宪派也不能不承认：“今者，五千年之国命与四万万之民命，皆悬于现政府之手，而现政府更有何望者？多存留一日，则元气多斫丧一分。凋瘵以死与服毒以死，死等耳，其又奚择？况乎毒药虽可杀人，有时亦可以治病，毅然投之，尚可以于万死中求一生。…．．外国干涉，洵可畏也，然不革命遂可得免乎？”)对当时的中国而言，革命是惟一的求生之途。

    革命已是不可避免，但革命并非社会内部自身发展的自然而然的结果，而是政治危机逼迫下的选择，于是就面临着革命内容和目标的选择问题。章太炎认为，“大抵建国设官，惟卫民之故，期于使民平夷安隐”，即应立足于社会现实。他进而对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状况作了消极的概括，认为“共和之名不足多，专制之名不足讳”，“代议政体必不如专制为善”，孙中山虽然也没有感受到来自中国社会内部的改变社会秩序要求的推动，但他立足于紧跟世界最先进潮流，“取法乎上”的立场，对中国引进西方先进的政治模式作了积极的展望，把中国的“改革”看作修筑铁路一样，“此时若修筑铁路，还是用最初发明的汽车，还是用近日改良的汽车，此虽妇孺亦明其利钝，主张采用最先进的民主共和制度。从这一思想出发，早在1894年成立兴中会时，孙中山即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这一以民主共和为目标的革命纲领。1905年成立同盟会，又提出了民主政治色彩更为明晰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这一反清革命纲领，把民主共和作为革命的旗帜。

    章太炎的理论并没有被当时的中国人所接受，因为当时中国社会难以立即建立代议制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社会总要向前发展，指导革命的理论应当居于社会实际的最前列，因此，决不能像章太炎那样在社会实际面前消极迎合，停步不前。在中国的政治秩序极度不合理，而中国已成为世界大家庭一员的现实面前，人们有理由像选择科学技术一样，去选择新的、符合世界进步潮流的政体。正因为如此，历史选择了孙中山的理论指导革命，但选择以后的实践是一道更大的难题。因为社会变革决不像应用铁路技术那么简单。一种革命理论能否付诸实践或实践到何种程度，不完全取决于少数人的主观愿望和努力，更重要的是现实社会能否接受。而社会对一种理论是否接受，也不完全依靠理论灌输和思想宣传，主要的足取决于人们对当时社会实际状况的感受以及所产生的愿望。

    那么，当时中国人对社会实际的感受及愿望又如何呢？

    如前所述，20世纪初年，尽管人们对现存的政治秩序已忍无可忍，但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稚嫩幼弱，中国人并没有感受到现存的社会秩序有多少不台理。反映在思想观念上，就是作为与传统社会秩序相对抗的自由、权利观念并没有从中国人头脑中产生。正如孙中山所说的：“中国人对于自由两个字实在完全没有心得。因为这个名词传到中国不久，现在懂得的，不过是一般新青年和留学生，或是留心欧美政治和时务能人。”但“心得”只能产生于社会需要，在现存社会秩序的不合理并没有被人们强烈而明确地感受到的情况下，即使是留学生及其中的革命派分子，对自由、权利的概念也未必能真正领会并自觉追求，而只能从政治需要出发，把从书本上得来的自由、权利概念作为一种救国的工具。例如革命宣传家陈天华就说：“吾侪求总体之自由也，非求个人之自由也。以个人之自由解共和，毫厘而千里也。共和亦为多数人计，而不得不限制少数人之自由。”但自由的本义是以理性为基础的个性自由，没有个体自由的民权、共和，只能是没有灵瑰的政治躯壳，或日没有内容的政治目标。因此，尽管民权、共和已在不少中国人的口头上流行，但这个民权、共和概念并不是在人的觉醒基础上追求自由、权利的逻辑推导，同样是“从书本和报纸中得来的”。这种纯粹从书本到书本的解读，只能了解民权、共和概念的外壳，最多只会产生短暂的革命激情，成为响亮的政治口号；只有源自对现实社会的感受和需要，并升华为以个体人格为基础的自由、权利的需要和追求，才会转化成持久、深入的民主革命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