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政治秩序和权威的重建(5)
辛亥革命网 2011-03-18 00:00 来源： 作者：汪林茂 查看：
接下去自然是革命的“建设”阶段。但正如前节所述，当时人们并没有明显感受到中国现实社会秩序的不合理，没有形成改变社会秩序的强烈愿望，再加上大多数革命党人对于“民主共和”本来就理解不深，信念不坚，或者只是在革命大潮下“不能不随俗而言”，或者只是当作时髦的“从来未有之名词而已”．并不了解“民主共和”的根本内容在于反映并保障新社会秩序的国体和法制体系，于是，革命“建设”的全部内容及总目标也就基本被局限在“速定共和政体，早建统一政府”，即政体变更、政治秩序重建的范围。而前此同盟会领导人关于革命后“建设”的设想中曾经有过的新法制体系的建设，却被认作不急之务，不受重视。虽然他们所追求的“世界最新”的共和制政府是建立了，但既然革命党人对共和制的民主主义和法制内核并不理解、或者说理解不深，那么，他们看到的旧政府与新政府的不同也就只有“腐败”还是“贤良”，共和与帝制的区只是政体及权威的表征不同：既然这个政府的“贤良”品质和“共和”体制并不是建立在坚实的法制基础之上，那么，他们认为能使政府“贤良”及“共和”的保障自然是政府的首脑了，依旧实行人治、树立个人权威以维持新政治秩序，也就成为革命派在“建设”时期政治运行的必然。所以，武昌起义刚胜利，革命士兵们即把有“资望”的黎元洪推上了都督宝座；浙江革命党人尚在筹划起义时，就已确定让有“资望”的汤寿潜当都督；湖南光复后，年轻的革命党人焦达峰虽当上了都督，却缺乏权威。谭人凤曾劝焦达峰对威胁军政府权威的咨议局采取“断然手段”，但焦达峰不敢这么做，因为“咨议局的人，不是翰林、进士，就是举人、秀才，在社会上潜势力非常大”。不久，“在社会上潜势力非常大”的谘议局议长谭延习借兵变取代了焦达峰，从革命党人到一般群众都默默地接受了这一变动。无论是“资望”还是“潜势力”，都是传统权威的另一种表述。可见，从湖北到全国，从革命领导人到革命群众，革命“建设”的中心内容就是重建以个人权威为核心的政治秩序。
当然，也不能说革命党人完全没有进行法制建设。从<鄂州约法》、《浙江罕政府临时约法》、《江西省临时约法》，直到《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等，都体现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些革命党人在“破坏”之后建设共和国法制的愿望和努力。但问题在于，既然前此革命党人的“破坏”只局限于“清帝退位”，即推翻旧的政治秩序及其赖以维持的传统权威，那么，它为日后的建设阶段所开辟出的地基，也必然只容得下新政治秩序的建设及新权威的树立，所谓法制体系的建设也就不会被看作是共和国题中应有的根本大事；既然在革命党人和民众的观念中，权威人物的作用及其重要性远远高过法制，那么，即使是革命党人已制定的那些法律、法规，也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事实也正是如此，时人称，南京临剁政府的“政令不出南京，甚至不出总统府”，这些苍白无力的法律文件，始终没能形成现实社会中的法律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