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完成的文化重建(3)

  新文化运动在激烈地抨击1日文化、普及白话文、张扬民族主义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再造文明、重建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的根本宗旨。却因民族危机严重和国内政治、社会严重失序亟待整合，而发生重心偏移，即由深层次的文化启蒙转向表层面的政治意识形态文化的重建，这既是当时的政治社会所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政教合一之传统使然。“五四”之后贯穿20年代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正是文化重建转向政治意识形态为主的重要标志。  “当一个社会产生了社会与政治危机，加上文化因迭失方向而产生文化危机的时候。那是最需要意识形态的时候”L10]。新文化运动承辛亥革命而来的现实政治意义很快为辛亥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所领悟，“八年以来的民国，政治不良到这个地步，实因为单破坏地面，没有掘起地底陈土的缘故’，“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畀目前之大变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日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ll]。于是他潜心撰著《建国方略》，对其三民主义进行了系统化、理论化的总结，如其所言：“文著书之意本在纠正国民思想上之谬误，使之有所觉悟，急起直追，共患国难，所注目之处，正在现在而不在将来也。试观此数月来全国学生之奋起，何莫非新思想鼓荡陶铸之功？故文以为灌输学识，表示吾党根本之主张于全国，使国民有普遍之觉悟，异日时机成熟，一致奋起，除旧布新，此即吾党主义之大成功也。”（《孙中山全集》）孙中山的这一努力，很快取得了成功，国民党借助三民主义组训的国民革命军很快完成北伐，实现国内统一。但由于三民主义所注目之处，“正在现在而不在将来”。所以它因袭了过多的中国传统儒学的消极因素，如孙中山就将传统伦理道德的恢复作为民族复兴的精神文化动力，他说：“中国从前的忠孝仁爱信义种种旧道德，固然是驾乎外国人，说到和平道德更是驾乎外国人。这种特别的好道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我们以后对于这种精神不但是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然后我们民旗的地位才可以恢复。”（《孙中山全集》）这种以儒家旧文化道德来整合社会的设想，在蒋介石南京政府推行的“新生活运动’中达到极致。“在国内地方党部监督之下，以地方宪兵、秘密警察、新闻检查、津贴教育、保甲制度来实行的政治控制，是伴随着国民党中国传统儒学思想的复兴而成长起来的。……他们企图从经学中寻找新稳定的知识根据——由道德品行纯洁无暇的领袖来统治，由对个人尽忠忠孝的人来服从”。这种“对个人尽忠尽孝”的封建文化的大量遗存，就使国民党政权显露出严重的封建独裁倾向，最终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所推翻，而亡命台湾。三民主义未能成为联结整个中华民族统一中国的新的政治思想意识文化纽带。  

 与孙中山“揖美追欧、旧邦新造”的文化重建路向不同，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李大钊走上‘以俄为师”，“凤凰涅磐”式全盘引进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重建路向。这种努力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在二、三十年代的文化大论战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历经磨合之后，在四十年代的延安。毛泽东提出了创建‘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新文化”的文化重建目标。这一新文化建树的民族性与大众性，使中国共产党在民族主义高涨的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空前的发展。又在接踵而至的国共内战中得到了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大众的支持，最终打败国民党建立新中国。但由于在提出这一文化初建目标之初，毛泽东同志就错误地拒绝了张闻天同志提出以“民主”价值理念代替‘大众’数值理念的正确建议，从而使这一新文化创意创建之初，就缺少“民主”一维而先天不足，加上毛泽东同志晚年后封建文化遗存日益显露，一言堂、家长制达到极点。一些封建文化糟粕在“民族形式”与“大众化”的口号下纷纷复辟，尤其是在“文革”这一十年浩劫中达到极致。邓小平同志复出之后，力挽狂澜，重提“实事求是”、“民主与科学’，大声疾呼：“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留影响之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完成”[．3]。并始终把“民主与法制建设”“精神文明建设”这些文化重建的范畴作为党与国家的重要工作任务，常抓不懈。江泽民同志最近又提出“以德治国”的口号，这正是文化重建这一辛亥革命遗留下来的世纪遗嘱未能完成，依然住重而道远的显示。“以社会主义为内容的国民文化必须是反映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的。我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反映到我们的国民文化也有社会主义的因素，但就整个社会来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形成这种整个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所以还不能有这种整个的社会主义的国民文化。”]言简意赅。语重心长。“整个的社会主义国民文化”还有待我们在新世纪的努力建设。    在国共两党的领袖与理论家们致力于政治意识形态文化重建的同时。一}盱有心人”则侧重于从哲学价值理念这一文化核心进行了文化重建的尝试。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以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等为代表的新儒家，以及以胡适、丁文江、储安平、罗隆基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潮。  

 新儒家开山梁漱溟、熊十力均为辛亥革命的积极参加者，梁“辛亥革命爆发，遂在同盟会<民国报》任外勤记者，因而得以亲睹当时政坛上种种丑行。……在革命理想与现实冲击下，自己原有的出世思想抬头，于是居家潜心研究佛典，由醉心社会主义而转为出世”。最后由佛入儒，认定：“儒家、佛家文化从人类生活发展变化历史途程上看，实皆人类未来文化之早熟品；瞻望前途，中国文化即将在最近未来复兴于世界。自己既归宿于儒家思想。且愿再刨宋明人讲学之风——特有取于泰洲学派大众化学风—与现代的社会运动融合为一事”15]。梁力图以中国儒家文化为本位，吸纳西方哲学；用“从老根上发新芽”的办法重建中国文化，而为实践其仿效泰洲学派的“大众化学风”，他极力将这种文化重建与‘社会运动融合”在一起，因而他用相当大的精力投入到“乡村建设”，以及各项国事运动之中，以致其在新儒家文化重建上的贡献。远逊于熊十力、冯友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