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完成的文化重建(2)

  在辛亥革命所借以进行社会动员的思想文化中。虽有相当部分西方文化中的民主革命因素，但占主导地位的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主义与夷夏之防的原生型民族主义。对此，两位辛亥斗士、文化大师黄侃、熊十力分别作了总结。黄侃回忆说：“革命之成，实由民气。民气发扬，实赖数千年姬汉学术典柯不绝，历代圣哲贤豪精神流柱。”（潘重规《黄季刚先生遗书影印记·量守序学记》）熊十力说：“清季革命思潮，从外方输入，自己没有根芽，当时革命党人，其潜意识还是从君主制度下所养成之一套思想，与其外面所吸收之新理论．尤不相应。不独章太炎如此，诸名流皆然”。名流学者尚且如此。躁进的新军士兵更为潜意识中的传统文化道统所左右。“当时有一些兵士哪里知道革命的意义，他们还说请统领黄袍加身”，将这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混同于封建王朝的改朝换代。  

 即使在日本直接沐浴了欧风美雨的革命党领袖黄兴、居正、谭人风等也不能摆脱潜意识中的传统文化道统之制约，而“依照古礼，举行拜将仪式，授旗授印”，“台上置黄帝牌位、剑、旗分立两侧。众推谭人风授旗、授剑，居正讲演革命精神和革命意义。现在想起，真是十足的封建仪式。”（黎重光《回忆我父亲黎元洪二三事》）这个具有誓师和社会动员作用的拜将仪式，搞得如此不伦不类，正反映了辛亥革命思想文化上的混杂和贫乏，也是整个湖北社会和革命党人思想上依然滞留在“君主制度下所养成的一套思想’之中的一个折射。 

  如革命团体共进会虽然“以同盟会的政治纲领为思想指导”。但“尤其注重‘驱除鞑虏’四字”，而且将同盟Ae‘平均地权”的纲领改为“平均人权”。“当时的解释是：满人压迫汉人。人权不平均，所以要平均人权。”（诸义平（（第二十九标首义纪实》、李春萱《辛亥首义记事本末》）显然，这个纲领的更改不仅有着阶级因此，吏重要的是其中有着深刻而又现实的文化因素作用，是湖北地区浓烈的“夷夏之防’原生型民族主义的突出显现。而正是有着这样的文化内涵。辛亥革命后的湖北军政府在其进行“迅速的政治动员”的大量檄文、公告中连篇累牍的是‘本督所持宗旨，排满复汉四字”（<辛亥首义回忆录》）“照得满贼窃踞中原二百余年于兹，以腥膻之族类，坏华胄之文物”（《民立报》，1911年10月21日）这类充溢着原生型民族主义的语言。“辛亥革命在思想上的最大动力是c驱除鞑虏，恢复中华…[5]确是不移之论。    不过这种顺应和利用旧有的文化积淀所进行的社会动员取得了很大的效果，不但新兴的绅商学军这四大阶层被广泛动员起来投入革命，而且，不少身居清廷高位的汉族官吏，如黎元洪、程德全等都附合革命。散居乡村的传统士绅和他们所领导的宗族社会更主要是在此传统文化因素的感召下响应革命。但这种利用旧有文化作为社会政治动员的革命具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即它不但无法为新的“政治制度化”和社会有序建构提供规范蓝图，而且极易给王权‘‘黄袍加身”的复辟提供文化潜意识的助力。“中国革命是以种族思想争来的，不是以共和思想争来的，所以皇帝虽退位，而人人脑中的皇帝尚未退，洪宪帝制、张勋复辟闹剧的先后登场，正是这种旧文化道统意识广泛存在的顽强体现。 

  “文化成分乃是一个文明的精髓”。文化规范着政府的政体、国体。也导引着社会的凝聚与整合。正是内在于文化道统的这种内在的规范与整合作用，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无数次农民起义虽然使成打的王冠落地，但仅仅是以一个“有道明君”来替代“无道昏君”，“道”未变，“天”亦未变，社会并没有实质性的进步。辛亥革命文化上的准备不足，传统文化道统的大量存在，使野心家们得以利用，几乎将辛亥革命葬送于“改朝换代”的轮回之中。  

 然而正是这连接不断的帝制复辟警醒了一批辛亥革命的斗士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都躬身辛亥之役。他们从革命的失败认识到：“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千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纵一时舍旧图新，而根本思想未尝变更，不旋踵而仍复旧观者，此自然必然之事也。孔教之精华日礼教，为吾国伦理政治之根本，其存废为吾国早当解决之问题，应在国体宪法问题解决之先。今日讨论及此，不觉甚晚。”（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由是激烈抨击1日文化道统。抨击封建礼教、伦理纲常。认为伦理觉悟为最后之觉悟。要求对全部旧文化进行重新评判。在破旧的基础上立新，建立民主与科学为价值导引规范的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

   新文化运动因辛亥革命失败反激而来，它在激烈地“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1日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f特权人治）”（胡适《新思潮的意义》）的同时，亦公开宣称：“新思潮的唯一目的是甚么呢？是再造文明”，“创造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的新观念，树立新时代的精神。”（陈独秀《新青年宣言》）再造文明，重建文化，成为新文化运动承继辛亥革命而来的最鲜明的时代特色，这一特色在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五四”运动之中得到了广泛的普及与认同。“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说：‘革命成功将止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淅要求全人格的觉醒’，这段话正确地说明了‘辛亥’与‘五四’之间的内在联系。由辛亥革命所唤起的中国社会的希望。因在民国初年中国社会的黑暗之间形成了巨大的落差，巨大的落差产生巨大的波澜，于是而有新文化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