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地区民族观念的表达与重塑(4)

       对于滇西边区的少数民族而言，其在新的民族国家观念的认同，则表现出相当多元的形式。    出生于滇西大理剑川，自小受传统儒家教育的白族士人，可以说对中华民族国家有着最自觉的认识。清光绪末年到宣统年间，赵式铭曾作为幕府人员在滇西边疆地区为官。也正是在此期间，他先后主编了面向滇西少数民族的两种大众刊物：《丽江白话报》和《永昌白话报》，其目的在培养读者之“新理想，新知识，新道德”。无论形式还是内容，这两份白话报无疑都开了风气之先。赵在《永昌白话报》的《论普通知识之必要》一文中说：“当此群与群争的世界，要不是大团体，任你有绝大本领，也是终归劣败。”只言片语中，我们看到进化论的影子，也看到当时非常流行的“合群”观点，如果结合其对民族关系的看法，更可得到某些有启发性的认识，他认为：过去闭关时代入主中原的“所称帝国外患者”，其实都是“无非是猃狁、匈奴、鲜卑、氐、羯”等“同洲同种”的兄弟民族，他们的掌权，“也是‘楚弓楚得’，只可叫做换朝，不可叫做亡国”。从这种逻辑上看，其所称之“合群”，成大团体，应当也包括中国各民族间的“合”。从国家观念而言，其认为的共和国家应包括各“同种”民族，或者说各“群”合成的“大团体”，比当时一些革命派知识分子认为“夷狄窃据神州”的观点更为合理。   

        又如，大理光复时，街市一律悬挂汉字红旗，当地回族看到后，“疑之，惶惶走相诘问，几酿变”，后大理自治总机关部“集回民会议……为演说回汉一致，五族平等之旨。并令公推代表，得杨杜二人入部共事，始各帖然”。回民的这种反应，无疑受清末回民起义后，回族遭歧视、屠杀的历史记忆影响，也与回族本身民族意识和政治意识较为觉醒有关。大理自治机关演说之“回汉一致，五族平等”等观念为大理回族民众接受，说明其认同这些新的民族国家观念，并积极参与其中。  

        而在更为偏远的腾越地区，同样被视为“以夷制夷”的“藩篱”的土司，其认同形式却大不相同。革命起义十多天后，腾越七土司曾“派代表送来髦马和银杯银盘等物品，向张文光举行旧的仪式”。这一举动，是“封建时代土司对上级汉官表示服从尊敬的一种古礼”。从民族观念的角度去推测，可能说明其对腾越起义之初所宣传的大汉族中心的民族主义，并不能理解，只是单纯地认为，作为土司，应当向新的汉族统治者表示效忠。自然，若说民族国家认同，这也是一种从历史上延续下来的国家认同的形式。   

         而著名的干崖土司刀安仁参加辛亥革命的事迹，从整体而言，则是滇西少数民族上层认同民族国家、试图参与国家变革的一个表现。   

         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南甸土司刀定国改姓事件。据笔者所见文献资料，土司改姓一事有两种记载，一是李根源自撰《雪生年录》，其日：“化南（笔者注：即刀定国），余之父执，余问日改土设流公意云何，化南日，大清皇帝江山都要变动，何况土司，土司制度是专制余毒，应当革除，当场改刀姓复龚姓，盖其先南京上元龚氏也。”  

        一是《南甸司刀龚氏世系宗谱》，于“五十八世祖刀定国”条下说：“（李根源）邀公（刀定国）往晤，并商谈边情，李蓄意乘机改土归流，保荐公署顺宁协镇。公以母老辞。李又谓今后应将刀姓改为龚姓，示与汉人合作，而别于其他刀姓，李另有公文促改，改后又有公文奖励，自此乃于其名上冠以龚姓。”   

       在“五十九世宣抚刀樾椿”条下又说：“民国元年壬子，滇军第二师师长李根源率兵来腾，面剀公言，刀姓乃夷姓，须改姓龚氏，以示与汉族合作，随有令指定改为姓龚，而易公名为绶，字印章，于是阖族改姓龚氏。”   

         李根源的记载说刀定国是主动改姓，而刀龚氏宗谱的记载却说是李根源要求改姓。在没有更直接的证据之前，难以确证谁的说法更真实。不过，就其观念而言，却是可以作些分析的。土司宗谱的记载认为改姓是因为李根源认为刀姓是“夷姓”，改为龚才能表示与汉族和好，而李根源的记载则认为其改姓原因是恢复祖先姓氏。在这个细节上，可能二者都是真确的，但双方强调的重点不一样。前者强调夷、汉的区分，后者强调其本来就是汉。另外，李根源的记载强调了土司对改土归流的赞成，而宗谱的记载却无疑表明土司对改土归流颇多疑虑，一直在和李根源打太极。这说明，土司更注重的是维护既有的权力和利益，对于改姓，反而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可以作为一个讨价还价的筹码。实际上，在腾越土司区，同样认为祖上是汉族的还有干崖刀郗氏、芒市方氏等，云南其他地方的不少土司也有类似说法。在日常与汉族官员、士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们也常使用汉姓。例如，干崖土司自称祖籍江南应天，本姓郗，刀安仁加入同盟会用的就是郗安仁这一名字。  

       从民族与民族观的角度看，以上分析似可得出这样三个推断：第一，南甸刀氏土司对自己的民族身份与汉族的区分，还是有相当自觉的；第二，“认祖归宗”这种认同相当强烈，“改回”汉姓，说明其对形成中的新的民族一国家（当时很多情况下汉是与中国同义的）的认同；第三，比起民族身份，土司更注重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

四、小结  

       近代以来，在进化论的影响下，传统的人群划分被归入“进化”的阶梯。而人群划分的标准，则是由于民族主义的冲击，在种族性和民族性之间依违。最重要的变化是，传统国家体系打破之后，新的“多族共和”或者“国族”框架出现；面对尚不明确的认同对象，各民族反应不一，导致其对国家的认同呈现多元色彩。在近代民族主义表达中，传统天下国家框架内的一系列观念，例如以文化差异为标准的人群等级体系，对“天朝”的服从与认同，通过教化变更华、夷身份等等，都得到或隐或现的重述或者重塑。   

       另一方面，在民族众多的滇西民族地区，各民族对民族国家的多元认同，也与地方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相互纠缠，反过来对民族主义话语产生影响。因此，“多族共和”或者“国族”的观念出现得比其他地方更早，也较普遍地为各民族人民接受，这既有主流意识形态的工具性考虑，也表现出民族主义的“听众”对于民族话语自下而上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