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地区民族观念的表达与重塑(2)

         作为本地人，熟悉本地的历史和政治，寸开泰强调了羁縻到列入版籍的区别，以及“声教所及，汉夷成遵”的教化之意，他的议论恰如其分地说明了清代在西南边疆实行的民族政策，也是当时知识分子民族观的清晰表达。有意思的是，《腾越乡土志》成书于清末“新学”大兴之时，书中很多地方谈到“新学”，但在对待少数民族的问题上，其话语仍是旧的。而在千里之外的日本，一位可能同样是腾越本地人的作者杨发锐在《新民丛报》上撰文介绍滇西民族时，所使用的话语就大不相同了：  

      腾越沿边种人，据父老相传不下百有余种，今确实调查仅得十有六种，余则循天演例矣。此后人群愈进步，淘汰愈酷烈，诸种人能留片影于地球上，为吾人历史之一研究料否，尚在不可知之数。循是十年二十年后，吾恐黄种人之对皙种人，亦如此日诸种人之对我种人，可惧哉。且诸种人亦久为我所卵翼者也，谋其生活促其进化，实端资吾族自谋谋人，责任不綦重哉。    在这里，进化论和民族主义观念再明显不过了。与前述乡土志的话语相比，“夷人”变成了“种人”；“王化”之“默化”，变成人群进步、优胜劣态的“天演例”。另一方面，话语变了，思考结构却有相似之处，都构筑了一个种族文明进化的阶梯，认为汉人的文明高于“夷人”。所不同的，后者引入了文明更高的“种人”——白种人，认为黄种人相比白种人，仍须在种族竞争中进化。在该结构内，对“沿边种人”的同情，夹杂了对汉族自身的“种”的存亡的担忧；而境内弱小民族的“灭种”命运，更激发时人对亡国灭种危机的警醒。   

       无论如何，在新的话语系统中，“性类犬羊”的少数民族成了“历史之一研究料”，也即“非历史的民族”；“用夏变夷”的“王化”成了促使其从野蛮或蒙昧向文明“进化”。随着进化论观点的迅速传播及为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这种汉族文明必须向西方的文明进化，同时也须领导境内其他文明程度更低的民族进化的观念，亦成为处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问题的一个重要前提。   

      辛亥革命成功后云南军都督府对滇西地区的改土归流，便体现出这种观念的重要影响。蔡锷在1911年底给李根源等的电文中，讲到改土归流的目的时说：“又滇边远辽阔，逼处强邻，土司蠢蠢，不能自立，间多外响。经营西防边务，以巩固滇疆，亦一大事业。”当时云南军都督府秘书长周钟岳后来总结滇西边区土司治理的目的，较为简洁完备，即：“惟各土司幅员辽阔，而殊俗异政，虽隶域中，俨同化外，内足为文化之梗，外足为边境之忧，军府以为同是国民，理难歧视，则思所以因势而利导之。”故民初治理土司治地，对外言，是巩固边疆；对内言，则是改革、整齐内政，真正实现共和，推进新文化的普及。   

       无论民初滇西改土归流的初衷、过程如何，其当政者在民族观方面的某些特点仍是值得注意的。其一，认为土司制度是专制余毒，如其不除，当地人民不得进化。有代表性的表述是：“民国成立，蒙古西藏。尚宜改设行省，以谋统一。滇西十余土司，自亟应改土归流，以促进其进化。”其二，革命者对土司的敌视，并不能说明其对少数民族心存偏见。不信任土司，乃是因其“无事鱼肉土民，有事勾结煽乱，前清官吏利其赇赂，置之化外，而土司不胜苛索，则藉外力为护符，边徼危机日甚一日”。对普通少数民族人民，他们是充满同情的，认为其同是国民，只是在土司统治下不能与全国“同享共和”，“犹沉黑暗”。在具有启蒙意识的革命者看来，改土归流的目的不仅是整齐政治，绝除边患，也是使落后的“土民”能得以进化，与内地得享“同等之法治”。其三，具有新思想的人可能隐隐地有这样的观念，即边疆少数民族更为愚昧，更少国家（民族）意识，往往因利之所驱而为外国人所笼络，即使不能改土归流使之直接得以进化，亦应加强教育，使之脱离愚昧。

二、民族身份认同：种族与文化   

        清末民初中国人民族意识觉醒、民族身份认同之重要事件，便是“排满”民族主义的传播与接受。这一过程在滇西地区的表现，可以从一位参与辛亥腾越起义的年轻人的经历中得知，据他回忆：   

      光绪三十年甲辰，我离家学商来到干崖（即今盈江）。继而日俄战起，常有日胜俄败的消息传来。国内知识分子有公费、私费的纷纷出洋，留东者占大多数。国内亦倡办新学，但只皮毛而已。干崖土司刀安仁也携带几个人去留学日本，1日城街也开办新学。我受各方面的影响，也醉心“新学”。……刀土司出国后，革命党人陆续到干崖来，我常和他们碰头，他们见我看的书报如《中国魂》、《新民丛报》等是康梁学说，对我说：“这些学说不对劲，要看‘种族性’的书报。”说罢，就给了些《民报》（孙文主编）、《天讨》（吴才越著）及其它的书，还可到司署里秘密去借。   

        文中说到的来干崖的革命党人，应该是由缅甸转入滇西的同盟会员秦力山等人，据说，秦力山等人在干崖曾开办民族学堂，“开课时，学生三十余人，所授之功课，悉发挥民族大义，学生成为动容”。李根源更说，秦力山“时往来野人山，出入腾冲，短衣负铳，为人民道汉族光复事，冀藉边裔为窟宅，因以倡义”。由于得到“有志排满”的干崖土司刀安仁的支持，这种“排满”的民族主义在滇西边区得到一定程度的传播。甚至辛亥云南首义，也因此起于腾越。   

     “排满”的民族主义从形式上与传统的反满思想颇为相似，对以革命为己任，少有考虑革命之后如何建设的底层革命者而言，宣传收复汉族河山，比起说明如何建设共和国家，更有革命的煽动性。细阅与哥老会有密切关系的腾越起义领导人张文光的演说和文告，“排满”民族主义的特点还是非常明显的，很多词句都来自当时影响极大的邹容的《革命军》一书。对于起义的宗旨，张文光强调：“以祖宗论，除九世口愤；以国家论，复汉族河山；以同胞论，脱专制奴籍。”并历数满人对汉人的压迫，其中使用的大部分是当时革命党人所惯用例子，如满洲政府“愿亡国于外人，不愿亡国于奴隶”之说。当他说到“君父世仇，不共戴天，春秋大义，重在攘夷”时，听众都“动容裂皆”。在这套话语中，传统的家族、血缘、黄帝华胄、华夏夷狄等观念都被纳入进来，国仇家恨，夹杂强烈的民族自我中心和对敌对民族的蔑视，具有相当强的感染力。就其排满民族主义观念而言，张文光的言论与其他的辛亥革命领导人并无二致，皆为煽动革命的极端之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