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地区民族观念的表达与重塑(3)

        但无论如何，这种以种族为中心的民族观的影响仍然存在。例如蔡锷在1912年4月3日致南京内务司法部的电文中说到：“（刀安仁）复煽动各土司许其独立，反抗汉人……复搜获该土司……分给弯甸、耿马夷文函二件，内附誓表格式各一纸，细译文义，其意均系兴夷灭汉，帝制自为。”其中所述刀安仁与叛乱的原耿马土司刀上达勾结的事件，研究者都认为是捕风捉影，捏造事实。这种证据得到民初云南政府高层的默认，似乎与他们对土司自立的担心有关；而“兴夷灭汉”之说赫然纸面，乃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反向表达，很有可能为当政者捏造。   

       在未受民族主义冲击的地区，传统的民族身份认同则显示了与此完全不同的观念，例如李生庄在《云南第一殖边区域内之人种调查》中记载：   

       尝闻其（笔者注：指景颇族）中有智慧者云：“我辈祖人，皆为汉族，因当年诸葛孔明征蛮时，随军南来，即落籍于此，我辈虽山间顽民，不明教化，然皆大汉百姓也。”此语虽系揣度之谈，并无文献可以征考，而即此足以见其基本心，其对于汉人之怀念，非偶然也。又民国十五年英兵入江心坡，野人集会商议日：“我们都是天朝的百姓，这些年来天朝不管我们，所以才让英国人派兵来打我们，我们要和英人打一仗，打胜了我们还是天朝的百姓，打败了我们只好投降英国。”   

      可见，西南边区很多少数民族这种民族身份自我认识的模糊，是同传统大一统王朝国家的认同相表里的：同为大汉百姓，然因不明教化，所以被视为“野人”。在这一框架下，强调民族身份的文化差别，比起强调其种族性．显然更加合乎情理。因此，就算是热心排满的革命参与者，也承认种族性的民族主义论调是出于工具性的目的，例如当时云南革命的重要军事领导人李根源就认为：“反正以前，不得不借种族问题，以鼓吹同胞；反正以后，但期改革政治，保持地方安宁，增进人民幸福，组成共和国家，即达我辈目的。”在云南各地的革命中，“排满”更多的是指推翻清政府，对满人，革命参与者的态度则相当传统。当听说顺宁府（今凤庆）知府、满人琦叔敏璘首先反正，空宦囊以资办公的时候，一位腾冲的革命者写下了这样的诗句：“闻道顺宁已更新，同心原不问种人。”迤西国民自治会负责人赵藩更是以云南军政府名义致电各厅、州、县等日：“满人琦守璘能识大义，首先赞同，自当以汉藉相待，一体任用。该处同胞，亦不得视为异族。”可见在当时滇西很多革命者心目中，“同心”远比属于何种民族重要，只要以“汉藉相待”，便非“异族”了。这里，种族性的民族身份认同，很快就被文化上的“同心”取代。

三、国家民族的认同   

        云南革命成功后，在云南军都督府对云南各属的布告中有下列宣示：“此次各省义军，风发云涌，恢复旧土，保卫民生，其宗旨在铲除专制政体，建造善良国家，使汉、回、满、蒙、藏、夷、苗各族结合一体，维持共和以期巩固民权，恢张国力。”同一文告中又有共和建设之七条大纲，其第六条日：“建设主义以联合中国各民族构造统一之国家，改良政治，发达民权，汉、回、蒙、满、藏、夷、苗各族视同一体。”可以说，这一文告较早地在光复各省中提出与“五族共和”相似的主张，即强调境内各民族平等联合，组成统一的国家，而非汉族独有的国家。共和各族的列举，则根据云南情况，相应地加上了“夷”、“苗”两族，而非如后来的“五族共和”那样，无视中国除五大民族之外仍有众多民族的实际。云南军政府之所以在民族问题上能有此较为高明而有前瞻性的见解，一方面与云南本身多民族实际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当时的都督蔡锷特别强调国权一统的政治思想有关，还有可能是因为蔡锷接受了其师梁启超的“大民族主义”观念。   

       在滇西边区民族地区，这些主张甚至得到更多的发挥。昆明起义成功之后，为统一全省军政权力，云南军都督府特派李根源出掌滇西，收拾局面。李根源自幼生长于滇西边疆的土司区，出身士人，后留学日本，在清朝即参与“片马事件”调查，熟悉滇西民情。值得注意的是，在他对滇西地区人民的告示中．未提到省政府布告的“汉、回、满、蒙、藏、夷、苗各族结合一体”等语，而采取了“土司守土，历数百年，巩我藩篱，皆吾邦族”这样的说法。“邦族”一词，强调与缅甸、英国等“外族”的区别，至于其是否“合种”意义上的“国族”，值得探讨。从文义上说，同一篇文告中讲到：“其土夷地方，不识文字者，即用彼中方言解释而告谕之，俾土夷各族亦咸知邦家新造，喁喁向风，政令所颁，驯而不扰。”可以认为，“邦”和“国”同义，“族”也有种族／民族的意思。李根源自己可能也有某种“合种”思想，例如，他派入怒江地区的怒俅殖边队中，不仅有军人，亦有商贩工匠，而且“令兵匠夫准与怒俅妇女结亲婚，时由局助洋四十元，一年中婚者多至数十人，今殖边队裁，婚者犹留，不能谓无征效”。这种试图以通婚促进汉族“殖边”的行为，有可能有“合种”意识作为根基。然而，仅此似还不能得出结论，即“邦族”与梁启超所谓“国族”是同一意义上的，或者与之后孙中山所说“同化主义”的“国族”是一样的。至少在当时，有很多人把土司作为治理“夷民”的汉族，这里所说“皆我邦族”也可能专指土司而言，既然土司是汉族，邦族也还是汉族，而非“合种”后的“国族”。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可以推断，李根源等人的民族观念中，可能暗含了所谓“国族”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