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中国战争影片中的女性形象(4)

　　女性心理情态与叙事动力结构

　　对女性内心世界的刻画，特别是对女性独特心理情态的触及与描绘，使战争中的女性形象呈现出更为真实也更具艺术感染力的分量。在大量“十七年”战争影片中，作为政治寓言与新秩序的神话，女性在文本中首要解决的不是其自身作为女人的个人问题，而是阶级身份的确认、是火热斗争中的成长及女性/被压迫者与革命集体/大家庭之间所折射的象征意味。“女人作为一个历史的表象，并非指称着一个性别，而是以‘万丈深的苦井’中‘压在最底层’的阶级身份，指称着被党所拯救的全体‘受苦人’——人民”(戴锦华《电影理论与批评手册》)。影片文本总使女性的个人情感与革命行为间存在着裂痕，纯真的、细腻的情愫只能是“规范化”、“超性别”的战友情，女性于其中微妙的个人情感感受是被遮蔽与隐藏的。女性心理表现，多是较为单纯的、正面的、明朗的、符合其所处角色“职业”特点与阶级特征。“在此女性生存和女性的自我意识问题完全被‘革命’或‘工作’所淹没和替代，她们具有的是革命青年或革命干部的职能意识，没有也不可能具有独立的女性的自我意识……”(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

　　新时期以来的战争影片中，女性形象最具“亮点”的艺术突破，就是对女性心理情态深入的触及与描绘，并因围绕“情”的焦点，而对叙事的推动形成特殊的动力结构。在《祁连山的回声》中，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的团长和未见过面的丈夫田林竟然相遇在艰苦的战斗环境中。团长因此被赋予了一条感情线索，这其中情感的波动与转折交待出人物的前史及内心的隐密，团长就不仅仅是一名军事指挥，还被还原为一名有着女儿家心事与牵挂的女性。她曲折的心理变化更构成推动叙事的动能，使战斗中的抉择显露出由情感的合理铺垫而具有的层次感，以及女性在战争情境中所展现的心理韧度。团长这一女性形象与“十七年”影片中许多女军人一样，也是怀着家仇参军，但叙事的程序不是设置她的成长历程，不是将男性设置为女性的领路人。恰恰相反，团长在叙事中是主体，她将任务一次次布置给男性田林(田林作为唯一的男性反而多次成为被保护的对象)，她是成熟的领导，同时又是对田林充满复杂感情的女性。影片通过这一线索将战斗绝境中女军人情感的波动刻画得细腻而层次分明。在这部刻画女性群像的影片中，叙事多将笔墨投注在交战之外，着重表现女性面临特殊战斗情境下的性别意识与心理，力争显露出富于个性化的本原色彩，使女英雄的形象以细腻的情感力量来感染人，一方面凸显她们柔弱中迸发的坚毅——承担了与男性一样甚至超出性别范围的重任；另一方面，又呈现了她们作为女性特有的婉转心曲与对生活的向往。

　　新时期战争影片中对女性形象塑造注重内心情感的挖掘，特别是种种女性意识特有的内心隐密的触及，与当时整体文化氛围、创作轨迹是一致的，但这些袒露中，因许多层面是禁锢之后的初步艺术尝试，在人文意蕴、人性内涵上的挖掘与艺术表现还多有浅显之感，而在战争背景与女性意识的叙事结合与情感升华上也显得力度与火候尚有不足。

　　90年代末《走出硝烟的女神》中，陈大曼的形象显现出了某种新意。陈大曼曾经是红四方面军的女战士，在西征历程中有过被俘的经历，因而泯灭了“女性意识”，并因之形成了“可耻/可羞”的内心创伤。影片着重挖掘与突出了陈大曼女性意识由泯灭到复苏的过程，其中来自男性郑强的真挚情感，弥合了她心灵的创伤，孕妇们在炮火硝烟中成为坚强母亲的行动也唤醒了陈大曼本能的母性。她对自身情感的反省及女性/母性意识的觉醒(而非战斗经历的丰富)，成全了她的成熟与成长。影片叙事注重以女性的视角进行诗意化的氛围渲染，以陈大曼的内心冲突、心理转折作为带动情绪脉络以及推向情感高潮的契机。因此，从内在叙事肌理来看，女性形象的心理情态对于情节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进入新世纪以来，刻意挖掘女性内心创伤、心灵隐秘的叙事倾向，不再是作为展现女性情怀与女性意识的重心。与整体主旋律影片人物形象塑造平凡化、亲情化叙事策略相颉颃，战争中的女性形象多与平凡的人伦亲情相对应，显示出应有的女性本能和七情六欲。像《我的母亲赵一曼》《我的长征》《革命到底》《沂蒙六姐妹》中的女性形象都展现了她们平凡的、又为女性所特有的情和爱，这其中包含着因性别意识与社会伦理所铸就的女性种种“本我”反映，更有她们广阔心灵中“超我”的彰显。其中，《我的母亲赵一曼》，同样是写女英雄，但与“十七年”经典战争片《赵一曼》的叙述角度和重心截然不同。前者充分挖掘了一位母亲的内心情怀，以母性的心灵海洋，展示出女性的坚韧与伟大。平凡的视角赋予人物除却光环下的常人心态，对儿子的思念，影片力图以人物情感的张力来控制叙事的张驰节奏，正是作为“母亲”的“大爱”，使她在一次次残酷的折磨中获得了内心力量的强大支撑。可以说，这个电影文本展现的是一位“女性”英雄，她作为母亲/女性的种种复杂心理成为影片叙述与刻画人物形象的重心。这也是与“十七年”影片《赵一曼》塑造的是一位女“英雄”相比，在叙事策略上最大的不同。

　　结 语

　　纵览新时期以来中国战争影片中的女性形象，可以看出，她们既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所认同的文化与人格基因，又在当下视角的变换与观照中，不断闪耀出时代所赋予的新质特点。她们起到了展现时代与民族文化意蕴的作用，使民族精神与民族情怀从另一层面获得了生动有力的体现。其中较为成功的形象蕴含着时代对女性品质的熔铸与改造，也包含了一定意义上战争对女性命运的影响与深层心理及人格的影响。从整体叙事与人物塑造手法上看，从“十七年”，经由新时期，再到新世纪以来，女性形象的审美特质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由注重外部力量的推动，借助戏剧化的情节与矛盾，展现女性命运的轨迹，刻画成长历程，呈现其性格的纠葛；到向着从内心情态引导，展现人物个性，使人物性格的光彩与人格魅力附丽于心理线索与内心情怀。第二，是从女性人物形象被过多赋予隐喻性、象征意味：包括仪式化情节、程式化情境，到更多以细节的刻画来突出人物心理状态、性格特征，以此来成为塑造人物形象的主要叙事手段。因此，随着时代的发展，女性形象鲜明的个性化与深刻的命运感，她们真切的内心感受与独特的生命体验，得到了更进一步的表达与彰显，也使战争文本获得了更为深厚的人文意蕴。但同时也可以发现，整体而言，中国战争影片中的女性形象在艺术魅力上还显单薄，特别是与世界其他国家战争影片中的女性形象做横向比较即可看出，中国战争影片中的女性形象，在内心情感、个性特色及经典叙事情境中的状态上挖掘得都还不够深入。战争题材是个富矿，在这个富矿中提炼经典性、丰富性与新颖性的材质、内容来充实女性形象的塑造，无疑具有更多需要探索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