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中国战争影片中的女性形象(3)

　　寄寓美好象征 反映悲壮情怀

　　由于战争是残酷、冰冷、无情的，从接受审美心理来讲，受众希望得到柔情、纯净、温暖的调节；希望看到激烈搏杀、感受正义、反思人性的同时，品味到和平与人间美好情感的珍贵。女性就往往成为战争影片中真、善、美的化身，寄寓美好象征，承载温暖与希望。

　　在新中国战争影片中，众多女性以其温情与美好的形象质感，凝聚为战火中中华女性理想化的、融传统美德与时代进步性为一体的美好化身。这种女性形象的艺术质感，可以说，贯穿了整个新中国战争影片创作的历程。其中一些女性形象会被直接塑造成为情感投射与爱恋的对象。特别是年轻美好的少数民族女性形象，往往以其炽烈的少女情怀，直接表达出与男性之间爱恋的情绪情感。像《神秘的旅伴》中的小黎英、《冰山上的来客》中的古兰丹姆、《我的长征》中的彝族少女等。少数民族的特殊身份使她们的个性魅力与独特的民族风情联系在一起，营造出较为强烈的艺术陌生化效果。那真挚的情感也因民族身份的合理性而得以直接呈现与渲染，成为动人的艺术感染力。

　　大量汉族女性形象，因民族文化的差异，也因创作时代语境的影响，在情感投射与爱恋的表达上有所不同，并往往含有更多的文化意蕴。在女性私人化的情感表现上，“十七年”战争片中对情感的表达多为含蓄的，而且不直接指向爱恋的情感。在规范化叙事中，女性更多被作为一种青春、美好的化身，在战火硝烟中、在男性的世界里，成为受众潜在审美欲望的情感投射。像《林海雪原》中的小白鸽、《上甘岭》中的王兰、《红日》中的姚月琴，她们往往不承担展现女性英雄的成长历程的作用，也不会是叙事情节链上的关键一环，她们的存在就如清泉般，在男性世界中带来清新的气息，与男性战友是纯洁友情，成为他们以及受众情感关注与认同的美好象征。

　　女性形象的叙事特征及艺术质感，到上世纪90年代至新世纪以来的战争影片的创作中有了比较明显的突破。这些女性形象为剧中的男性承担了更为直接的爱恋投射，尽管在情感表达上依然含蓄，但作为爱恋对象的功能性更为明确了。如《黄河绝恋》中安洁的形象即体现了对传统战争片中女性美好化身叙事的多重变异。她一样是直接参与战火斗争的女英雄，但其在战斗历程中的成长不是经由男性引路人的启发、言传身教、接过衣钵成为坚强的战士，而是经由男性的爱恋，治愈内心创伤，正视与面对曾经的过往与当下的情感，革命的成长被置换为个性化女性情感的成熟。并且，安洁是一个美国飞行员爱恋的对象，奔腾的黄河与八路军女战士，以鲜明美好的意象构成对异族的文化与情感吸引，这就超越了一般的情感爱恋投射，具有了某种国族形象意味。《歼十出击》中，则展现出当代女性的美好、对男性构成的吸引力决不单纯来源于贤惠与美丽，更有内涵上的知性。女性也以自身的独立与思想，证明了时代的发展赋予女性的进步性，她有自己的头脑、事业、追求，与男性人格平等。因此，90年代至新世纪以来对女性美好形象的塑造与诠释，不仅仅有民族传统文化所指涉的诸方面，更体现了叙述文本中新的时代气息所赋予女性形象的理想认同与情感取向。

　　作为美好化身的女性，还往往因其美好被战争所毁灭，或因战争带来深深的创伤，而显露出强烈的悲情意味。这些女性往往成为特殊情境与情感哲思的象征符号，战争中女性悲凉的生命底色往往使文本获得动人心扉的深沉质感，她们情感的宣泄与心曲的回旋，往往最是感人肺腑之处。由于新时期以后的中国战争影片开始触及战争中人性的各个层面，反思战争中的人性、彰显战争主体的个性意识，女性形象塑造中有关美好的悲剧性获得更多显现。在《姐姐》《祁连山的回声》《马蹄声碎》等影片中，都以女性为主要表现对象，这些女性都是年轻、鲜活的生命，也都有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想象，但她们却都执著地选择了悲壮的牺牲。这些影片叙述从一开始就指向身陷囹圄与寡不敌众的状态，使这种情境下的女性陷入孤立无援、被摧折的绝境，外部环境和条件的恶劣在不断加强这种悲剧化的氛围，但这些直面残酷战争的女性却一直在顽强抗争，表现出强大的内心力量与灵魂的美丽。这样的“美好”不是一个平面的、单向度的“点”，而是在坚守阵地的过程中，多样化、立体化、从心灵深处生发出来，她们的悲壮情怀也使崇高的信仰获得了更为深邃的表达与体现。

　　女性在战争中的悲壮色彩不仅体现在直接的牺牲，更有战争创伤所造成的痛楚与辛酸，由此影片聚焦与触及因战争而造成的支离破碎、无奈悲苦、隐忍压抑的女性精神与情感层面。让这些美好的女性来背负了战争所造成的不幸结局，她们精神与情感的痛苦，实际上正凝结与折射出人民所承受的苦难与重创。《高山下的花环》中的韩玉秀贤惠、温柔，但影片越是赋予她种种女性的美德，就越是渲染出她失去丈夫梁三喜的可怜可悲，令人寄予无限同情。玉秀哭坟的场景中，那压抑许久的情感宣泄出来时，也正构成了影片的动情点，美好女性的命运悲剧越发引出人们对战争的反思。在《英雄无语》中，因为特情工作的需要，“我爷爷”始终没有给予“我奶奶”应有的幸福，并且在他们的孩子病重时，也因“我爷爷”的缘由，孩子未能得到及时救助而夭折。作为母亲与妻子的“我奶奶”是不幸的，精神上是痛苦的，而这种不幸与痛苦正体现出女性对革命的一种无形的牺牲与付出。这些影片中，那些具有分量的、渲染女性悲情的重头戏，往往构成有力量的情感宣泄点与动情点，充分表达出女性所特有的真挚情怀。正因为女性承受了战火带给她们的无情命运与悲壮色彩，正因为这承受中女性所袒露的坚韧、质朴、博大的人格魅力，中国战争影片中的女性才具有了更为深邃、深沉与动人的“美好”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