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辛亥革命前刘师培的新史学(4)
辛亥革命网 2011-03-30 00:00 来源：安徽史学 作者：都重万 查看：
显而易见，夏书“总以今日社会之原为主”。该书的这种现实动机对于刘氏早期的治史产生较大的影响。刘氏既极娴熟先秦典籍，又受到夏氏引发，同感中国旧史“详于君臣而略于人民，详于事迹而略于典制，详于后代而略于古代”。因此，他从1903年起亦引经据典重新研究先秦史，进而探寻中国的国家、社会、文明之起源。这些治史成果，后来完全纳入到《中国历史教科书》里。可见，刘、夏二氏的中国古史研究都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这种现实针对性也使得刘、夏二部书同时能成为代表晚清新史学的首次实践之作。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和夏曾佑《最新中国中学历史教科书》各有千秋。就章节体的运用一端而言，夏书较之刘书具更重要的意义，因为夏书既时间早，体裁又完整。然而从内容的安排来看，刘书刚好弥补了夏书的不足。夏书以文化史观考察问题为特点，绝少谈及各时代的经济情况。刘书则用很大篇幅，论述古代的经济生活、宫室衣服、财政田制等等。刘书的内容比夏书更上一层楼。
其二、刘氏新史学以中西交汇其对象性活动方式、性质及结果关系的变化中来加以比较，或许能够有所发现呢？除了物质生产，研究其它实践活动的发展，是否也能从中获得启示呢？与自然科学家的观察、实验有所不同，历史的规律大概要在理解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被发现。这应该是新世纪我国理论界面临的一个极为艰巨的任务。在这里如能真正有所发现，我们中国人才会真正走在世界思想界的前面。至于具体探讨人类实际历史进程中究竟有些什么规律，这样的艰巨任务只能留待今后去努力了。本文根据论题强调的是，离开人的意志支配下的对象性实践活动，是根本谈不上什么研究历史规律的。
施立业同志大力敦促，终于赶写成这篇小文，谨以此作衷心祝福我的故乡创办的《安徽史学》复刊20周年。所论问题思考已久，但成文（上接第51页）见长。刘氏仰承先业，精通经学，非常熟悉传统典籍。尤其是史学考证本是刘门家学的一个分支。刘氏自少也受到章学诚史学的熏陶，不仅持有“六经皆史说”、而且感知旧史学演变的脉动。到1903年以后，他又痛感中国学术（包括史学）正处于“青黄不接的时候”，而推进学术发展，吸取“新学固然是要紧”。从此，刘氏次第阅读西方和日本的史学论著及社会科学书籍，吸收新知新识。他随即持此判准，对传统史学的价值重新估量，进而也探索新史学的建树。如《中国历史教科书》“不专赖中国典籍。西人作中国史者，详述太古事迹，颇足补中史之遗。今所编各科，于征引中国典籍外，复参考西籍，兼及宗教、社会之书，庶人群进化之理，可以稍明。”可见，刘氏新史学是中西学术交汇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