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辛亥革命前刘师培的新史学

    就中国古代学术发展的趋势和路向而言，经学研究一直处在中心的地位，史学研究则相对次之。到了近代，随着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学术研究的重心发生转移，出现了经学边缘化与史学中心化的趋势。清季所谓“史界革命”便是这一变化的重要体现。无论是方法与材料，还是内容与体例，新史学都与旧史学有显著不同。在史学的这一演进过程中，国学大师刘师培，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是一位非常关键的人物。

    关于晚清“史界革命”的研究，各国学术界早已有不少成果，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著作一向以梁启超、章太炎、夏曾佑等人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对于在这一过程中曾作出重要贡献的刘师培，甚少注意。这种偏狭的视野，不仅不能全面反映历史真实，而且对充分总结史学经验也是极为不利的。当然，这种现象的形成，与刘师培本人的经历有着千丝万缕、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是我们首先必须看到，因而也是不难理解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对刘师培的新史学作一番澄清的工作。  刘师培在清季史学演进时期，对新史学的探索，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史学研究手段和方法的革新，这是他通过改造小学而实现的；另一方面则系史学内容、体例等的创新，这主要是他透过尝试新史学著作的撰写而体现的。因此，本文不打算泛论刘师培一生治史的整体面貌，而讨论范围侧重于如上所提的两个问题，从而了解刘氏早期对新史学的贡献。    一、小学的改造与治史方法的革新：新的“以字诠史”法

    刘师培(1884-1919)是江苏扬州府仪征县人，出生于著名的经学世家。他由于家学渊源和扬州学术的熏陶，一生学问以经古文学为底色，其以“会通”见长。在中国古代学术的知识结构里，经古文学本与小学、史学关系最密切，所以刘氏推陈出新的治学风格多体现于有关史学及小学的见解中。

    （一）对小学与史学关系的认识

    清代学术以经史考证为中坚，而小学被视为治经治史之初阶。凡属史学大家，必先通小学，如顾炎武、钱大昕、阮元等皆主张“用汉儒家法以治史”，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

    刘师培也有类似的认识。1907年他在《字诠自序》一文中说：“察来之用，首恃藏往，舍睹往轨，奚知来辙？《小戴·礼运》历举饮食、宫室诸端，由后溯前，以昭递嬗。吾谓：政俗迁移，礼制损益，夏殷而上，书缺有问，欲阐发厥隐，惟恃文字：察所从之形，一也；穷最先之训，二也；一字数义，求其引中、假借之故，三也……此均文字之裨于考史者也……若斯之属，成为诠史之资。”转年他又在《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里指出：“察来之用，首贵藏往，舍睹往轨，奚知来辙？……文字繁简，足窥治化之浅深，而中土之文，以形为纲，察其偏旁，而往古民群之状况，昭然毕呈。”

    由这样认识出发，刘氏做过不少“以字诠史”的工作。他解释说：“师培幼治许书，援斯例以溯字源，觉政俗、体（似当作“礼”——引者）制诸端，其寓于字形、字义中者，恒克昭然若揭。”例如，他通过《说文》“禾部”诸字的研究，来分析古代财产和所有观念的产生。再如，他根据同书“女部。诸宇的研究．来论证上古母系社会的存在固。从研究内容的选择，可以看出刘氏从小学人手研究古史，藉此表达其对晚清社会大变革关注的用心。

    简而言之，刘师培对小学与史学关系的认识，就是肯定“以字诠史”的可行性、必要性和重要性。不过刘氏的“以字诠史”主张，并不是对清初以来小学与史学关系论断的简单认同。其以字诠史方法继承了以往的成果，但在释史内容的选择上，较之乾嘉诸儒具有明显的现实针对性，可“补段、桂诸家之缺”。除此而外，刘氏以字诠史方法的形成，还有其社会学与历史比较语言学等方面的西学新知背景。

    （二）“以字诠史”法的旧学底蕴

    本文开首曾经讲过，刘师培在新史学研究方法上的贡献——“以字诠史”，是透过小学传统的改造而实现的。

    “小学”这个概念，在中国学术史上的不同时期，各有不尽相同的内涵。有清一代为小学的黄金时代。身处小学发展最后阶段的刘师培，通观历代小学的总成绩，得出一个概括性的界说。我们从而可以了解小学的内部知识体系。他以小学为文字、音韵、训诂的总称。在《正名偶论》一文里，他指出：“今观古今小学书，析为三类：一曰训诂之学；二日文字偏旁之学；三曰音韵之学。”关于其具体内容，他接着说：“盖以训诂、文字、音韵三类为小学正宗。训诂者研究字义之学也；

   文字者研究字形之学也；声韵者研究字音之学也，必三·论辛亥革命前刘师培的新史学·者俱备，然后可以言小学。”在刘氏看来，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就是“小学正宗”。其间的关系并不是三足鼎立的分门，而是三位一体的体系。他认为“字形后于字音，而字义起于字形既造之后也”，因此治小学者必需“先考字音，继考字形，继考字义。”这是刘氏侧重小学的知识结构来阐述其内在法则的，大概与清代小学的基本纲领相符。

    更重要的是清代小学与经史学考证之关系。小学本与经古文学息息相关，在汉代，小学因经古文学而创立；到清代，小学倚经史考证而鼎盛。清代小学的这种外部知识关系颇能说明刘师培以字诠史的动机和方向之由来。

    嘉庆以后，经史考证本身已无多大发展的余地，逐渐走向山穷水尽的地步，再加上，清朝统治步入衰运，内忧外患迭起，社会动荡不已。所以汉学被时人大加指责，认为其于“民人家国，了无益处。”在这种情况下，小学不得不稍作变通，其探讨对象，由此及彼，触类旁通，逐渐带动了其他领域的研究。其中，有些学者从小学人手推究残存在古文字里的上古社会文化之痕迹，扬州大儒阮元就是一个显例。

    阮氏远承宋代金石学的遗绪，异常珍视商周钟鼎文在考古资料上的比重，他说，如“欲观三代以上之道与器，九经之外，舍钟鼎之属，曷由观之!”其理由为：“形上谓道，形下谓器，商、周-二代之道存于今者，有九经焉，若器则罕有存者，所存者，铜器钟鼎之属耳。古铜器有铭文，铭之文为古人篆迹，非经文隶楷缣楮传写之比，且其词为古王侯大夫贤者所为，其重与九经同之。”就阮氏持论看，商周钟鼎铭文的学术价值比之“九经”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仅可用它来“稽考古籍国邑大夫之名”，且“有可补经传所未备者”，“有可补《说文》所未及者”，并可以直接进入“尚在周公、孔子未生以前”的古人世界。当时与阮氏同好者孙星衍亦提出：“经义生于文字，文字本于六书，六书当求之篆籀古文，始知《仓颉》、《尔雅》之本旨。于是博稽钟鼎款识及汉人小学之书，而九经三史之疑义，可得而释。”阮、孙二氏治学目的相当明确，即以古代彝铭“证经辨史”。他们借文字训诂之学探求古代文化的内容，其深度和广度均未能达到很成熟的地步，但对上古史研究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其中显然可见，清代经学考证的极盛导致了金石学的复兴，而后者又加强了小学对经史考证的实用功能。直到晚清，孙诒让更加推进了阮氏的金石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