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辛亥革命前刘师培的新史学(2)

    一般来说，考求古代社会文化，主要是凭借书面文献和地下文物，而文字考释只是提供必要的佐证。然而，如果进到连孔子也叹息“文献不足”的夏商以前领域，就得借助于词源的分析和古文字的考释了。“从语言文字上探索古代文化，这条航道是阮元开辟的”。直到清末，乾嘉朴学的殿军孙诒让不惟继承阮氏金石学而加以发扬光大，而且坚持阮氏以铭文证经辨史的具体方法。孙氏尝言：“盖古文废于秦，籀缺于汉，逮魏、晋而益毁。学者欲窥三代遗迹，舍金文，奚取哉！”由此可知，孙氏治学门路一遵阮氏学术旧统，诚为阮学宗传。但由于孙氏当时能够见到前人所未见的新出资料，因而其学术规模和成果均有后来居上之势。其著《古籀拾遗》（1888年），“用象形古字来考证古代文物制度，每每鲜明若画”。其所著《古籀余论》（1903年）、《契文举例》（1904年）、《名原》(1905年)等书则已经合用“金文、龟甲文、石鼓文、贵州红岩古刻与《说文》古籀，互相勘校”，探寻古文字的历史演变，开辟了新的研究途径。孙氏在此一领域上的总成绩确是“析之可以考一字之历史；合之可以徵社会之演化”。阮元至孙诒让的这类研究最清楚地显示出清末小学进展的主线。尤其孙氏治小学的宗旨便构成了刘师培以字诠史方法的旧学基础。

    从阮元至孙诒让相传的经史考证的治学基调里，清楚地显示出小学一门在清代学术演变的全程中陆续不断地推广自己的外部知识关系。不过，从清代汉学47的整个知识结构看，小学的外部关系不管如何扩大，也难以脱离经史考证的藩篱，还是紧紧局促于其知识体系之内。小学的这种外在定局，从嘉道以后诸儒反汉学的言论和经今文学者对小学的抨击中可以得到很好的反证。

    清代中期以还，围力衰退，吏治败坏，财政匮乏，内乱此伏彼起。同时，外患又接踵而来，英国等西方列强交相入侵，然而嘉道年间，汉学一统天下的气势尚未完全消散，高明之士仍然趋之若鹜，专治古学，不问时事。因此，一些学者立足于宋学和经今文学，严厉申斥汉学为与现实问题完全脱节的无用之学。作为治经治史法门的小学，亦自然成为受到猛烈批评的一个焦点。当时，方东树为桐城派姚门四弟子之一，又是最坚定的宋学卫道士。方氏以宋学的眼光指责经史考证为“乱经畔道”之学。他说：“历观（汉学——引者）诸家之书，所以标宗旨，峻门户，上援通贤，下耆流俗，众口一说，不出于训诂小学名物制度，弃本贵末，违戾底诬，于圣人躬行求仁、修齐治平之教，一切抹杀，名为治经，实足乱经，名为卫道，实则畔道。”方氏是从分析经学考证的知识结构着手，非难汉学家“不知学之有统，道之有归”，而小学也因之受到一种消极的影响。

    到了晚清经今文学复兴，又有所谓“革郑、许而崇博士”的复古运动，廖平．康有为等今文大师相继集中攻击经古文学的治学法宝一一小学。廖氏在经学二变时期(1887-1897)之代表作《古学考》一书中，先对小学创始人刘歆发难，说：“今古之分，师说训诂亦其大端。今学有授，故师说详明；古学出于臆造，故无师说。刘歆好奇字，以识古擅长，于是翻用古字以求新奇……古学则好易难字以求古……专以难字见长，其书难读，不得不多用训诂……训诂则望文生义，铢称寸量，多乖实义。”廖氏又就“通经致用”的角度，诊断乾嘉以来经学考证的脉搏，直以“无济实用”排斥小学。其论点为：“近贤论述，皆以小学为治经人手，鄙说乃易以《工制》。通经致用，于政事为近，综大纲，略小节，不旬月而可通。推以读经、读史，更推之近事，迎刃而解。《劝学篇》言学西艺不如西政。近贤声训之学，迂曲不实用，究其所得，一知半解。无济实用，远不及西人之语言文字，可俾实效。”此处，廖氏评价乾嘉汉学时所采用的标准，虽然远远超过了纯学术的范围，但是如果就清末中国面临一个空前巨大的政治、社会危机局面看，即不得不承认其为一针见血之论。另一位今文大师康有为的小学观与廖氏持论非常契合。康氏认为：”至于小学，尤为文史之末技，更无可与经并列者。歆伪作古文以写伪经，创为训诂以易经义……自是六经微言大义之学亡，孔子制作教养之文绝。”康氏甚至援引西方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做旁证，以证实小学的罪状。廖康二人欲彻底摧破小学之论，对古文经学的法宝——小学造成严重的打击，以致孙诒让有“世变方亟，兹学几绝”之叹息。从廖、康二人反经古文学的言论中不难看出，阮、孙等少数汉学家虽然对小学的不足有所弥补，但已不能重现旧观。清末小学的外部知识关系还是完全局限于经史考证范围内，确实有更进一步革薪的必要，而刘师培恰好是当时能够担负此项重任之人。

    刘师培作为晚清经古文学界的一位巨人，自然最熟悉清代小学演变的脉动。对刘氏来说，廖、康二人对小学的断罪实为当头一棒般的突袭，所以他不只反击经今文学的理论，同时也仰承阮元至孙诒让的遗绪，给小学开辟一条新路。刘氏认为，小学并非今文大师所谓的“无用”之学，恰恰相反，它具有强大的实用功能。他在《古政原始论》中倡言：“盖欲考古政，厥有三端：一日书籍……二日文字。文字造字之初，始于苍颉。然文字之繁简，足窥治化之浅深（注：中国形声各字，观其偏旁，可以知古代人群之情况）……三日器物……况近代以来，社会之学大明，察来彰往，皆有定例之可循，则考迹皇古，岂迂诞之辞所能拟哉！”这一段文字对于了解刘氏改造小学的动机、方向和“以字诠史”的形成极为重要。

    一、这里最能透露出刘氏想极力回击经今文学派挑战的心理。他之所以如此持论，是针对康氏《孔子改制考》而发的。康氏可谓当时经今文派最具权威性的理论代言人，他在这部书里提出了“上古茫昧无稽考”的观点。而刘氏则深信透过书籍、文字、器物三者互证的方法，再以社会进化论的定例检视之，即可以探寻·论辛亥革命前刘师培的新史学．“古代人群之情况”。因此，他严厉地反问：“孰谓考古者之无徵哉！”

    二、刘氏明确指出，小学具有解释社会问题的功能。要解决现实问题，就必须先了解所以形成当今困境的根源——古政及古代人群之情况。而小学正好可以为解释当前课题之所由来提供一条门路——通过观察汉字偏旁，“足窥治化之浅深”。故治小学，必有助于察来彰往。这就是小学的实用性所在。

    三、从刘氏所言可以看到，他改造小学的主要方向之一是“以字诠史”。刘氏此辩虽然甚有道理，不过仅当面回击康、廖二公等今文学派对小学的袭扰，还是远远不够的。就小学本身的知识结构而言，其间尚多必需进行具体改善之处。基于此，刘氏不独企图发前人所未发的传统小学之微，同时也尝试将以社会进化论为核心的西学新知灌注到其血脉之中。不仅如此，刘氏更进一步把启蒙思想隐藏于小学研究里，赋予其强烈的时代精神。这些不独成为刘氏以字诠史的重要内容，而且构成他小学的主要组成部分。

    最后，还有一层更深刻的学术意义，即刘氏顺着清代小学发展的内在理路去接受社会学说，交汇成以字诠史的方法。他说：“中国形声各字，观其偏旁，可以知古代人群之情况”；“文字之繁简，足窥治化之浅深”。前者是承接阮、孙两先生的小学旧统而来；后者则借以社会进化论的基本原理，加强小学对古史的解释功能。换句话说，刘氏先继承阮、孙的治学方法，再运用社会学说的定例，以期把小学与社会学两相互释。这就是刘氏之所以能“以字诠史”的旧学根源所在。

二、新史学著作撰写的初步尝试及其成就

    刘氏对新史学的建设，身体力行，其成果主要有《中国民族志》、《攘书》、《中国历史教科书（全三册）》，以及《周末学术史序》、《编辑乡土志序例》等等论著。其中又以《中国历史教科书》最为重要。

    《中国历史教科书》写成于1905至1906年间，它吸收了刘氏1903年以来研究古史的主要成果。全书共分三册，第一册为原始社会至殷商时期的历史，第二、三册则为西周史的研究，由国学保存会出版。刘氏在这部书里用新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解释中国古代历史，从形式到内容都令人耳目一新。该书不仅是刘氏本人探索新史学的成果的结晶，而且与夏曾佑的《最新中国中学历史教科书》同为最能代表晚清新史学的初始的实践之作。下面即拟以《中国历史教科书》为主要依据，并辅以其他相关的刘氏论史著作，来讨论刘师培在新史学建树方面的具体成果和意义。

    首先，建立以国民为主体的“民史”。刘氏认为，中国旧史“详于君臣而略于人民，详于事迹而略于典制，详于后代而略于古代。”所以，史家要弥补旧史学的这些缺点而新修民史，就必须着重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变迁、政体变动、文化演变三项因素。如他在所著《黄帝纪年说·附：黄帝降生后大事略表》中郑重声明：“此表最注意者，凡三事：一民族、二政体、三文化”。接着他又举出具体的事例：在中国民族的变迁方面，“记周避犬戎者，记异族战胜汉族之始也；记晋避五胡者，记异族入主中华之始也；记沙陀、金、元者，为异族僭位记也；记隋文帝、明太祖、洪秀全者，为记汉族光复记也；记联军入北京者，为汉族将受制于西人记也。”在政治制度之变化上，“夏禹即位，曷为记？为君主世袭记也；商汤即位，曷为记？为诸侯革命记也；周民逐厉王，曷为记？为平民革命记也；秦始皇、陈涉，曷为记？为君权、民权之消长记也。”至于学术文化的发展，则“黄帝时代，文化胚胎时代也；唐尧之时代，文明渐起时代也；周武时代，文治极盛之时代也，故于其即位也，特记之。而孔子者，又集中中国学术之大成者也，故于其降生也，亦记之。”这种观点，刘氏后夹将之体现在《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内容里，因而该书《凡例》表明，其用意“与旧史稍殊”．其重点使在于“历代政体之异同、种族分台之始末、制度改革之大纲、社会进化之阶级、学术迸退之大势”五端。刘氏该书不再以帝王为历史记载的中心，即站在一般人民的立场，记述国家盛衰、生民休戚、学术文化等。这种以国民为价值标准的历史记述最能说明晚清史学界在史学思考方式上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