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辛亥革命前刘师培的新史学(3)

    值得一提的是，刘氏注意到历代史官地位之递降安徽史学2004年第1期和其对纂修史书的影响，从而也谋求纂修民史的方案。在他看来，“书契以降，君权、史权互为消长……魏晋以下政府操监督史臣之权……宋明以下史禁日严。及建虏入关，乃日以监谤”。于是，官修史书“大抵出于佞臣之手，以委曲失真”。因此，史家欲为人民撰写新史信史，必须取材于野史、笔记小说等私家著作。如此，“则信史之成，必有计日可待者。”

    其次，大胆尝试新的史书体例。以《中国民族志》、《中国历史教科书》二部史书为例，在编撰方式上，刘氏参酌中西史体的异同，以利于反映历史演进大势的要求。他的方案是“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章氏对新史体的探索，成为晚清史家学习西方史学而从事创新史著体裁的凭藉。刘氏更进一步比较中西史著体裁的异同，指出：“西国史书，多区分时代，而所作文明史，复多分析事类。盖区分时代，近于中史编年体，而分析事类，则近于中国三通体也。”因此，刘氏把中国编年体和三通体的特点糅和到新学来的章节体叙述形式中。如《中国历史教科书》各科，“咸以时代区先后，即偶涉制度文物于分类之中，亦隐寓分时之意，庶观者易于了然。”刘氏该书同夏曾佑《最新中国中学历史教科书》(1904-1906)两部，均是近代初次成功地运用“章节体”的通史。这种章节体的修史方式．因比旧体裁的史书容量大，系统性强，所以一直被沿用，至今流行不衰。

    与此同时，刘氏也尝作新的学术史编写体例之建立。《周末学术史序》和《两汉学术发微论》二篇为这方面的代表作。前篇把周末学术史分为心理学史、伦理学（名学）史、社会学史、宗教学史、政治学史、计学（经济学）史、兵学史、教育学史、理科学史、哲理学史、术数学史、文字学史、工艺学史、法律学史、文章学史等16类，加以分析。其中，术数学包括天文、历法、五行、蓍龟、杂占、刑法等部门。该文宗旨在于分析先秦诸字的义理，而不在考证诸子书，因之其“依类排列较前儒学案之例，稍有别矣。”后篇则借用政治学、种族学、伦理学的学理，发明两汉经学的内涵。刘氏在该两篇文章中采用西方的学科分类和学术概念，重新研究古代学术史，进而也探索学术史的新体例。确如他在前篇里特别注明：“学案之体以人为主。兹书（指《周末学术史》——引者）之体，拟以学科为主，义主分析，故稍变前人著作之体。”可见，刘氏所构想的学术史体例是不以人为中心而以学科为中心的。这种新体例非常清楚地透露出一个重要的消息，即学术史已开始走上了一条新路。

    再次，发掘新材料、提倡新方法。为了建立新史学，必须突破旧史学的史料观念和治史方法。关于这些问题，刘氏也提出独创一格的见解。他在《古政原论   始论·总叙》中，主张运用书籍、文字、器物三者互证的方法，再借以西方社会学所得出的定例检视之，即可以考究“古代人群之情况”。其文为：“盖欲考古政，厥有三端：一日书籍。五帝以前，文字未兴，史官未立，丽《三坟》、《五典》复历久无征。间有记载之书，又以语失雅训，为缙绅先生所弗道。惟《世本》诸编，去古未远，虽记事各殊，然片语单词，皆足证古初之事迹，其可考者一也。

  二日文字。文字造字之初，始于苍颉。然文字之繁简，足窥治化之浅深（注：中国形声各字，观其偏旁，可以知古代人群之情况。予旧著《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即本此义者也），此可考者一也。  三日器物。木刀、石斧，今虽失传，然刀币鼎钟（注：观近代金石书，可见），考古家珍如拱璧，此可考者三也（注：惜！中国不知掘地之学。使仿西人之法行之，必能得古初之遗物）。况近代以来，社会之学大明，察来彰往，皆有定例可循，则考迹皇古，岂迂诞之辞所能拟哉！”

    有两点最值得指出：第一，他意识到外来的新知与固有的材料两相参证对古代史研究的进展很有意义。第二，他所谓的书籍、文字，器物这三种材料，如依其来源和性质来再分，则将之可归纳为地下实物和纸上遗文二种。他虽然尚未明确提示这两种资料互相释证的具体方法，但却已注意到其间颇具互补性，因此主张引进西方田野考古学，发掘地下遗物资料。这两点见解均体现于《中国历史教科书》中。而我们从第二点可以看到日后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滥觞。三、余论

    就以上所言，刘氏早期的史学研究，从形式到内容皆充分展示出晚清新史学的一些主要实绩。关于新史学的建树，刘氏何以能作出如此贡献？对此一问题，当然会有多种看法，这里可以粗略言之的，至少有两个方面：

    其一、刘师培新史学颇具现实针对性。史家留心刘氏学术论著，便知他不甚善于描述自己著作的现实动机和目的。以《中国历史教科书》为倒，他在《凡例》中将学术上的著作目的予以清楚地交待，而对其背后的现实动机却未提及。但这个疑问的解答可以从他与夏曾佑的学术关系寻得一些线索。

    夏氏长刘氏19岁。1903年前后，刘氏与夏氏之间曾有过直接的学术来往，讨论过有关上古史的一些问题，此事见诸刘氏笔墨。其实，刘氏早期的史学论著中，多处有着夏氏的影子。尤其是夏氏《中国社会之原》(1903-1904)和《最新中国中学历史教科书（全3册）》(1904-1906)对于刘氏史学的发展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夏曾佑的古史研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甲午战争以后，夏氏出于《马关条约》激起的屈辱感和危机感，认识到清代“其变已穷”，社会巨变“将在此百年间。”前面已说过，夏氏为了解释这场社会巨变的来去及其造因，认真探讨过中国历史，且追究国家、社会的起源。在他看来，“中国政教，以先秦为一大关键。先秦以后，方有史册可凭；先秦以前，所传五帝、三王之道与事，但有教门之书，绝无国家之史。”正因如此，夏氏重新研究古代史，写成《中国社会之原》。该文在1903年6月至1904年2月的《新民丛报》上分四期连载。根据现存的资料，初步可以肯定此文是《最新中国中学历史教科书》的部分初稿。关于这本史著的现实动机，夏氏《自叙》表明得最清楚：“智莫大于知来，来何以能知？据往事以为推而己，故史学者，人所不可无之学也。虽然，有难言者，神州建国既古……洎乎今日……而运会所遭，人事将变，目前所食之果，非～一于古人证其因，即无以知前途之夷险，又不能不亟读史。若是者将奈之何？是必有一书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