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华文化复兴思潮(3)

  辛亥革命时期是中国历史的大转型时期，也是中西文化碰撞最为激烈的时期。从总体上看，辛亥革命时期中华文化复兴思潮的动机与理想，“莫不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指导，以改造中国、振兴中华为己任，开创中华文化的新天地，复兴民族文化。”从具体的情况来看，在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章太炎、雷铁崖、林獬等人与梁启超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政治派别。前者为革命派，后者则为维新派。因此，在中华文化复兴问题上由于受其政治主张的影响，两者有区别，同时又有一定的联系。

    首先，从两者的区别来看，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的中华文化复兴思潮其目的在于服从和服务于其政治斗争的需要，主张通过革命的方式来实现其政治理想，带有鲜明的革命性。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的中华文化复兴思潮，其目的同样在于服从和服务于其政治斗争的需要，主张通过改良的方式来实现其政治意愿，即要求通过复兴中华文化来改变人们的旧思想、旧习惯、旧体制，具有鲜明的改良性。

   革命派复兴中华文化的目的之一：在于利用中华传统文化服从和服务于其反帝爱国斗争的需要。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急情势下，旗帜鲜明地发出“振兴中华”的号召。经过长期的斗争实践，孙中山明确提出了中国贺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即“三民主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中包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的印记。在其“民族主义”思想中，“他接受了广泛存在于农民阶级和社会下层分子中间的‘民族思想’，…．．传统的、在众多的汉族知识阶层中广泛存在的‘夷夏之防’的观念，也在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中留下了印记。”[19]P199同时对中华民族面对西方文化和殖民扩张冲击所面临的危机亦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在一次演说中曾明确指出：“满清之政治腐败已极，遂至中国之国势亦危险己极瓜分之祸已岌岌不可终日，非革命无以救重亡，非革命无以图光复也。”因此，孙中山提出的民族革命思想也包含有反对列强的侵略、挽救民族危亡的内容。

   如前所述，国学大师章太炎明确号召“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点出其“复兴古学”的现实意义所在。而1907年3月，章太炎与张继、刘师培、苏曼殊、陶冶公等在日本发起组织成立“亚洲和亲会”。还针对当时流行的“藉援强国，冀以自全”等妥协思想进行批判，在亚洲和亲会《约章》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建亚洲和亲会以反对帝国主义，而自保其邦族”的号召，同时强调：“一切亚洲民族，有抱独立主义者，愿步玉趾，共结誓盟”。说明革命源的中华文化复兴思潮不仅在国内产生广泛影响，而且具有国际意义，对亚洲各民族的反帝斗争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林獬对于提倡白话并且运用白话写作之于鼓吹反帝爱国、革命排满的作用体会尤深。所以，在《论国民当知旧学》中，林獬深入浅出地分析指出：“我国有四千年的历史，从前创业的艰难，历代人群的进化，各族如何竞争，风俗如何沿革，一民族的特质怎样可贵，必须详详细细把旧书看得清楚，然后才晓得我这中国着实可爱的地方。但光是爱他也不行，如今国要亡了，必须如何去救护他。救护中国必须从改革社会下手，于是又须在本地方调查了社会许多情形，又调查了许多旧书，研究社会的历中，然后才能下手去改革他。”革命派复兴中华文化的目的之二：在于服从和服务于其反满革命斗争的需要。  

 清朝末年，由于政府的昏庸与无能，整个社会已处于崩溃的边缘。因此，革命派认为，反满革命己成为时代的主题。孙中山明确指出：“其实，中国所有一切的灾难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普遍的又是有系统的贪污。这种贪污是产生饥荒、水灾、疫病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武装盗匪常年猖獗的主要原因。”因此，“不完全打倒目前极其腐败的统治而建立一个贤良政府，由道地的中国人（一开始月欧洲人作顾问并在几年内取得欧洲人行政上的援助）来建立起纯洁的政治，那么，实现任何改进就是完全不可能的。”，而且，在反对满族贵族的封建专制统治过程中，军事革命只不过是其手段之一，还必须辅之以—定的文化手段，加强文化上的宣传攻势，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1903年冬天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演说时即强调：“我们一定要在非满族的中国人中间发扬民族主义精神；这是我毕生的职责。这种精神一经唤起，中华民族必将使其四亿人民的力量奋起并永远推翻清王朝，然后将建立共和政体。”清王朝被推翻后，中国历史的发展并没有如孙中山等革命派所期望的那样发展，因此，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孙中山提出：“要救中国，想中国民族永远存在，必要提倡民族主义。”“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义，结合四万万人成—个坚固的民族，中国便有亡国灭种之忧，我们要挽救这种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义，用民族精神来救国。’’

   在利用中华传统文化服务于现实反满革命斗争需要方面，章太炎在《革命之道德》一文中也明确指出：“吾所谓革命者，非革命也，日光复也，光复中国之种族也，光复中国之州郡也，光复中国之政权也。以此先复之实，而被以革命之名。”所谓“光复”，其中心意思在于推翻满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要达此目的，必须发扬中国人固有的爱国传统，发扬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明确“今之革命，非为一己而为中国，中国为人人所共有，则战死亦为人人所当有。”

    梁启超受其政治主张的局限，寄希望于改良的方式，希望通过设议院，开国会，建立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但他知道，实现其最终目标之前，也有一个“开民智”的过程，认为惟有“民智”已开，才有变革之起步。因此，梁启超的文化复兴思想难免带有较强的改良性。如：希望通过教育广泛地提高国民素质，待民众达到作共和国民的资格之后，再建立共和制。但我们不能据此而否定梁启超在中华文化复兴过程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不能否定其文化复兴思想主张的进步性。从其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的角度来说，梁启超的中华文化复兴思想反映其救国救民追求真理的一面，其复兴中华文化的一些主张同样对人们的思想与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与影响。从这一点来讲，革命派与维新派的中华文化复兴活动有相通之处。梁启超一生著述颇丰，留下了1400多万字的巨著，成为辛亥革命时期及其以后中华文化复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旅人。 

  其次，从两者的联系来看，不管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还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在复兴中华文化的过程中都重视西学，主张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来改造中国，振兴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