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华文化复兴思潮
辛亥革命网 2011-03-21 00:00 来源： 作者：简 澈 查看：
鸦片战争以来，随着西方文化的全面传入、民族危机的日趋加深，中华文化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兼有的局面，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与创新。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社会中不同阶层、不同政见的人们都异曲同工地奏出振兴中华必须从复兴中华文化入手的乐章，以至在此期间出现了一股中华文化复兴思潮，涌现出了诸如孙中山、梁启超、章太炎、邓实、雷铁崖、林獬等爱国志士，他们从不同方面，针对不同问题，为推动中华文化的复兴作出了历史性贡献。研究这一现象，对于解读民初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发展趋势以及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孙中山：主张借鉴西学，对传统文化进行翮陈出新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也是致力于中华文化全面复兴的主要先行者。在他看来，复兴中华文化同其振兴中华的伟业是密不可分的。而要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努力加强富有西学意识的人才的培养。早在1894年，他在《上李鸿章书》中就对西方培养人才的方法大加赞赏。他说：“泰西诸邦崛起近世，…一人无贵贱皆奋于学。凡天地万物之理，人生日用之事，皆列于学之中，使通国之人童而习之，各就性质之所近而肆力焉。又各设有专师，津津启导，虽理至幽微，事至奥妙，皆能有法以晓喻之，有器以窥测之。其所学由浅而深，自简而繁，故人之灵明日廓，智慧日积也。针对中国自太平国运动以来、倡导西学三十余年来收效微手其微的状况，他进而分析指出，必须借鉴西学，对传统文化进行“翻陈出新”，即“萃全国学者之能，日稽考于古人之所已知，推求于乎今人之所不逮，翻陈出新，开世人无限之灵机，阐天地无穷之奥理”。
1896年11月，在《复翟理斯函》中，孙中山又公开表述了通过对中华文化的复兴以实现其“反清排满”的志向。他说：“生于晚世，目不得睹尧舜之风、先王之化，心伤鞑虏苛残、生民憔悴，遂甘赴汤大，不让当仁纠合英雄，建旗倡义。拟驱除残贼，再造中华，以复三代之规，而步泰西之法，使万姓超苏，庶物昌运，此则应天顺人之作也。”
如何实现对传统文化的“翻陈出新”，1905年5月，孙中山在访问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谈话中阐明其态度和主张。他指出，学习西方是有先决条件的，决不是不加选择地全盘吸收。他说：“中国社会主义者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要“吸收我们文明的精华，而决不成为它的糟粕的牺牲品。”他尤其强调：西方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戚们应该“取那善果，避那恶果”。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孙中山关于政治体制的构想能在西方原有的三权分立的基础上，增加了考试权与监察权，形成“五权分立”的前提。他认为，“五权分立”不但是“各国制度上所未有，便是学说上也不多见，可谓破天荒的政体”。
1911年II月下旬，孙中山在欧洲的一次谈话中表示：此次归国“组织联邦共和政体”，“将取欧美之民主以为模范，同时仍取数千年前旧有文化而融贯之”。表明他将在新生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施政纲领中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考试制与监察制。在盾来的《中华革命党总章》及《中国国民党总章》中均表露出“孙中山是打算在五权宪法中采纳实行我国古代的考试及监察这两项政制的。”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在辛亥时期力图通过融汇中西文化的路径实现中华文化的复兴，因而对全面推动近代中国中华文化复兴思潮的产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梁启超：倡言“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
在辛亥时期的中华文化复兴思潮中，作为改良派代表人物的梁启超亦不甘寂寞，但他另辟蹊径，躬行其中，影响卓著。
1899年，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文中正式提出了“诗界革命”和“文界革命”的主张。他认为，中国传统诗歌发展到清末时期已到了非变革不可的地步。如何变革？首先必须要有“新意境”；其次应有“新语句”。所谓“新意境”、“新语句”即在诗歌创作中“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他强调唯有实行“诗界革命”，中国传统诗歌的创作才有走向繁荣的可能。他还指出，文学创作必须引入西方的新思想、新文风。为此，梁启超盛赞日本文人德富苏峰的文笔。他说：“其文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者。余甚爱之。”他还倡言，中国亦须实行“文界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