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邦交正常化：从人民外交到官方外交

　　新中国建立后，确立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但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奉行追随美国、敌视和孤立新中国的政策，这就使得中日两国政府关系长期僵持，官方无正常来往。因此，20世纪50、60年代，中国政府对日开展“人民外交”。按周恩来的话说：“不但人民要往来，人民还要影响政府、改变政府的态度。”

　　中日民间逐渐发展贸易、文化、体育等方面的合作关系，打破了中日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从1952年开始，双方多次签订中日贸易协议。不但贸易往来，两国人民还进行互访。1952年，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邀请日本有关团体参加会议；1953年，日本红十字会等团体代表访华，圆满解决了滞留中国的日侨归国问题；1954年，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日本学术文化代表团访华；1955年，日本芭蕾舞团访华；1960年，中日签订《关于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的共同声明》等等。可以看出，中日两国民间在经济、学术、慈善、文化艺术、体育等方面往来频繁，加深了中日人民的感情，为两国官方外交接近奠定了群众基础。

　　同时，我国政府对日本访华团表现出极高的热情。每个日本民间访华团体都希望能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而总理也差不多都应允。1961年，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京举行。日本选手松崎君代在比赛时表现良好，受到用总理的赞扬。当周总理得知她十年未育后，便邀请他们夫妇访华，请北京最有名的妇产科医生为她检查，还嘱咐她：“如果有了孩子，要早日告知啊。”类似的例子很多，日本前首相三木武夫深怀感慨地说：“没有一个外国政治家，像周恩来总理那样在日本各阶层人民中间有那么多的朋友，得到那么多的尊敬。”而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则感慨地说：“周总理对于从日本到中国访问的人，总是亲切接待，话题的中心就是日中友好。”

但是，关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关键还在日本政府。20世纪60年代末，尼克松上台，明显改变美国对华政策。中美之间一股股暖流暗涌，尼克松政府颁布的一系列政策较大程度上改变了其他国家对华态度。这些作用被喻为“尼克松冲击波”，而日本首当其冲。

　　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这一20世纪最具爆炸性的新闻使得日本佐藤荣作政府感到“被美国愚弄”了，并且蒙受做梦都想不到的屈辱。日本朝野上下要求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呼声空前。那些以往与台湾有牵连的人，纷纷表示反省，要断绝和台湾的联系。1972年4月13日，中国政府适时地明确阐述中日“复交三原则”：一个中国原则，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作为中国领土一部分不可分割的原则；《日台条约》非法、无效原则。这说明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坚定政策，是任何与中国建交国家都不能更改的。在此基础上，7月5日，提出“三个月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田中角荣选举上台，并在当晚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恢复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时机已经成熟”，中国政府亦不失时机地表示欢迎田中讲话。

　　经过双方外交试探与交涉，1972年9月25日，这个恢复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时机终于到来了：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外相大平正芳率日本代表团访华。中日双方就建交问题进行多次会谈。28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田中角荣等人，双方进行诚恳友好的谈话。

图1：毛泽东主席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中）、外相大平正芳（右）

　　中日高层领导人会见交流时，在有些问题的措辞及意见没有取得一致。如在9月25日的欢迎宴会致答谢辞时，田中角荣说道：“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反省之意。”对于田中“麻烦”这一用词的不当，周恩来在第二天两国政府首脑会谈中严肃指出：田中首相对过去的不幸感到遗憾，并表示要深深的反省，这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但是，“添了麻烦”这一句话，引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感，因为普通的事情也可以说是“添麻烦”。田中连忙解释道：从日文角度讲，“添麻烦”是诚心诚意谢罪之意。在后来《中日联合声明》草案中，外相大平断然决定将“添了麻烦”改为“痛感责任，深感反省”。

　　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9月29日，也就是国庆节前夕，两国首脑在人民大会堂签订《中日联合声明》，包括前言和九项条款。主要内容有：日本方面痛感日本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日本政府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台湾不可分割的立场，并坚持遵守《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规定等等。双方还决定从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关系，并尽快互换大使。签字仪式后，外相大平正芳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宣布废除《日台条约》、结束与台湾的外交关系。

图2：周恩来总理和田中首相在北京签订《中日联合声明》，标志着中日邦交正常化

　　中日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显示了两国人民追求和平共处的愿望，促进了中日两国在经济等方面的合作。但是长时间积累的历史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仍然阻碍着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