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超独立事件

　　北伐战争期间，浙江当时处于北伐军和孙传芳五省联军两种力量对峙中间地带，1926年10月，在省长夏超领导下宣布独立，响应北伐，实为北伐战争成败关键。史称夏超独立事件。夏超的决定，无疑是浙江革命的一个开端，对整个北伐大计而言都有重大影响，一场浩大的反军阀运动由此掀开，为浙江人民乃至全国人民的国民革命运动奠定了坚实基础与榜样。

　　夏超（1882-1926）字定候，乳名守望珍。浙江青田万阜新庄人。父亲夏鼎，字贡九为晚清秀才，以教馆为业。夏超从父启蒙，自幼入塾习经史，幼年极聪颖，过目辄能成诵。长应童子试不第，究其原因在于时晚清，朝廷试举废颓，传统入仕之路不通，新式学堂兴起，以武入仕也成了年青的目标。二十一岁的夏超走出大山去争闯自己的前途。

　　1903年春，夏超从青田万阜来杭城考进蒲场巷的浙江武备学堂第四期正科，这是一座效仿西学，改革清营旧制的军校。夏超似鸟入林，亦文亦武，1905年冬毕业，并留校任学生队队长。浙军年轻军官多毕业于浙江武备学堂，其中夏超和周凤岐为领军人物,颇有独立自主意识。

　　上世纪初，清朝廷就像一座腐朽将要坍塌的大厦。革命党人高举“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义旗。秋瑾以绍兴大通体育师范学堂的牌子培养革命军事人才，又派浙江各地联络会党。她多次来杭州，在浙江新军、武备学堂中发展同盟会组织，吸收光复会员。1906年受秋瑾的影响下夏超加入光复会，后又加入同盟会，被推举同盟会浙江支部会长。

　　皖浙起义时，夏超与同盟会骨干赵一平一起，密谋联络绍兴府竺绍康、金华府张恭、处州府吕东升、周华昌等革命党负责人，调集各地革命党人七百余人，以投考为名赴省城，策应秋瑾组织武装起义。但因起义计划暴露，清军戒备森严，起义末成。

　　皖浙起义失败后，蒋尊簋受到排挤和打击。彼时广西巡抚张呜岐邀其前往广西练兵，蒋尊簋与孙中山商议后，为未来计，答应前往。蒋尊簋约集赵正平、夏超等人前往，决心在边陲树一旗帜。夏超随蒋尊簋调广西督练公所任科员。1911年，辛亥革命浙江光复后，夏超随即返回杭州。

　　辛亥革命爆发后，1912年8月南北议和，袁世凯封朱瑞为浙江都督，夏超调任杭州警察局局长。后又任浙江省省会警察厅厅长。在护国战争时期，夏超坚决站在护国军一边，联络浙江反袁势力，策划驱逐拥袁的朱瑞，攻占将军署，浙江独立。后因为派系矛盾，赶走都督屈映光、吕公望。浙江这三任督都下台，都和夏超有直接关系。

　　1913年，任浙江省警察厅厅长时，夏超避开自己的资历浅之短，利用独掌警察系统，以迅速扩张自己的势力。1916年12月，夏超在全省警务处处长任上，管辖全省各县警察所以及县乡镇警察分所，警察人数数逾万，而且一切人事任免，经费核发，均归警察处管轄。夏超重情感大量录用青田乡亲，民间传说浙江警察青田人占七成。夏超还建立了城防保安处，兵力总共八千多人，不驻外，都在他手边就近控制。这属下军警人员合在一起号称两万之众，使夏超成了浙江有实力的人物。

　　1924年冬，北洋军阀孙传芳进入浙江后，夏超主动前去相见，这让孙传芳很满意，但他也知道夏超这个本地大佬不好惹，孙传芳表面对夏超百般拉拢，与夏称兄道弟，暗示夏超，有将浙江政务托付之意。夏超马上派人前往北京，向北洋政府活动，由于夏超与吴佩孚私交不错，让吴佩孚向总统曹锟疏通。曹锟虽是总统，但直系实权由吴佩孚掌握，有了吴佩孚搭话，很快任命下来了，孙传芳为浙江督军，夏超为浙江省省长。

　　 夏超任浙江省省长后，头一年，对孙传芳配合得很好，两人关系处理很融洽。对于北洋军阀无论直系，皖系还是奉系，夏超从各方面取得密切性关系，以图巩固自己的地盘。还派私人代表常驻北京，从各方面拉拢关系，搜集消息，观察局势，以为自己发展势力而定应付之手段。孙传芳对夏存疑忌，几次想对夏下手，而迟迟未发。人称孙传芳为“笑面虎”，接人时笑容满面，而目光四射，精飞横溢，欺诈诡骗。夏超有所察觉，也暗怀二心。此时夏超的权势也发展到巅峰但是，随着直奉大战。直系大败，孙传芳自成势力，两人矛盾突显。夏超见孙传芳势力急速膨胀，他的野心也跟着高涨。夏超平时训练时，拿训练有素军队的方法来训练警察。想进一步提高军警实力，他乘机扩张浙江总警察总队，暗中购买德国新式武器，利用外海水上警察厅兵船接运，再由内河水上警察厅密运到杭州密存。

　　想当年，夏超从民国元年任杭州警察局第一分局派出所起家，一直升到浙江省省会警察厅厅长，号称警察王，想来夏超一定是个风云人物，志得意满，有些跋扈的人物。其实据说夏超私生活节俭，不吸烟，不饮洒，不赌钱。在交际上和蔼可亲，喜欢结交一些社会知名人士，又好与三教九流打交道。据夏超的幕僚回忆，夏超为人最大缺点是：用人不凭才能，喜以善于逢迎的人做幕僚，并且缺少军事参谋人才。在夏超多年经营的保安总队中，出身正式军校的人很少，大多是警察训练所毕业人员。保安总队逐步扩展到三个，夏超直接独揽指挥大权。

　　1926年春，孙传芳拟将夏超调至江苏，此事加深了二人之间的矛盾，促使夏超向国民党方面找寻出路。他一面派人赴广州联络，要求派军事干部来杭，一面通过其驻北京代表和国民党北京政治分会洽谈。9月北京政治分会派许宝驹赴广州报告，同时派马叙伦回杭州进一步协商。马叙伦和夏超有旧谊，很快取得信任。作为夏的代表前往广州和张静江议定，委夏超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兼理民政事宜。10月初马叙伦返浙，途径上海，和钮永建会商，决定由夏超提供10万元，作为上海起义经费，夏超在杭州起义后，即进军上海。

　　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各方情报，估计到夏超必然反孙。展开了对夏超的策反工作。中共杭州地委与国民党省党部共同掀起浙江自治运动，促使夏超脱离北洋政府，夏超遂与省学生联合会评议长连瑞琦（共产党员）密议，决定起义。浙江响应，以截断孙传芳军退路。连瑞琦带夏超亲笔信专程至武汉，与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武汉行营主任邓演达及中共湖北区委联络，商谈并请示在浙独立问题。邓很高兴，认为中共杭州地委策动夏超独立和反正很及时的，因为南昌方面孙传芳占着优势，北阀军处境危急。如夏超反正，将会牵制孙很大一部分兵力，有利于北阀军在江西作战。经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邓演达的努力，广州国民革命政府任命夏超为革命军第十八军中将军长，连瑞琦为第十八军党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