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父张斗垣，生于 1887 年，河南省考城县（今兰考县堌阳镇）小傅堂村人。父亲自幼在私塾饱习经书，青年时期离家出走，投奔辛亥革命同盟会组织，与同盟会河南支部成员刘积学（群士）、郭仲隗（燕生）、张钫（伯英）等是好朋友。

图 1：辛亥革命河南（开封）起义十一烈士墓

　　1911 年 12 月，同盟会河南支部义士起事前夜，被人告密，有 11 位义士先后壮烈牺牲。如今，在开封禹王台公园内的河南辛亥革命十一烈士墓园（图 1）内，有一座《河南辛亥革命十一烈士传叙》的环形碑刻，记录了1911年辛亥革命河南（开封）起义的概况（图 2、图 3），碑文上镌刻着辛亥革命义士的名字和事迹，其中一段文字是：

　　……夫十一烈士之死，争人格耳为光复故国而死，不计成败而死，为欲免地方糜烂而死，皆能联袂接踵，视死如归，亦云伟矣。夷考其时奔走革命者：豫东有王君从周、刘君莪青等，豫西有刘君粹轩、罗君锐卿、杨君名西等，李君心梅、高君子仪、张君四箴皆往来大河南北，约当地同志共同策行。于是，刘雪雅、杨勉斋、石又餐起于西，齐性一、李慨卿、金述堂、张斗垣等应于东，刘群士、韩警亚、郭彦生（“彦”应为“燕”一引者)等南北奔走。而诸人者，或互相联络，或孤军崛起，与清军作殊死战……

图2:河南辛亥革命十一烈士传叙

图3:河南辛亥革命十一烈士传叙（局部）

　　这段碑文证明：父亲张斗垣早在1911年同盟会河南支部起事之初，便是该支部的骨干成员。

　　在北京市档案馆收藏的民国初年档案中，有一份名为《查获新同盟会委任证姓名职务》的统计名单[该档案资料为 1914 年京师警察厅奉袁世凯谕拘捕国民党议员徐镜心、林英钟、段世垣案。]，是当时袁世凯属下的京师警察厅逮捕革命党人士的证据。在该名单上，父亲张斗垣的名字位列第三，其职务是同盟会“河南军事报告员”。

图 4：京师警察厅档案页

　　记得童年时期，我家里存放着两件珍品。一件是一张横长条型的黑白照片，上边有许多人，父亲指着照片能一一说出他们当中不少人的名字，其中坐在中间的是“总理”，即中山先生。另一件是一枚像银元大小的纪念章。母亲说这是父亲珍藏的同盟会时期具有历史价值的贵重物品。可惜后来在抗日战乱中多次迁居时丢失了。

　　那时，来我家的客人都尊称父亲为“斗老”，称赞他是“民国元老”“辛亥义士”。所以，我从小就知道我的父亲是位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同盟会会员。父亲不仅在同盟会初期，积极参与河南支部的筹建工作，在革命胜利后，他又投身于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之中，成为豫东一带革命党的中坚人物，袁世凯政权曾多次通缉他。1913(或 1914) 年间他不幸被袁世凯政权逮捕，在北京坐了两年袁氏的监狱。直到袁世凯垮台后，方获释放。童年时，我经常听父亲讲他坐监狱时的故事，印象最深的，是父亲在牢里吃不饱饭，常吃狱内养的一只黑猫刁来的食物。

　　父亲虽是同盟会的元老级人物，可是在革命胜利后他便功成身退，不再担任国民党政府的任何官职，整天读书、会友，过着隐居的生活。他说，我只是为了打倒封建清王朝、信奉孙先生的三民主义，才参加同盟会和革命起义的，我不为当官，也不善当官。可是在抗日战争中却有了例外。据《兰考县志》记载，在日本人占领考城五个月后的 1938 年 11 月 28 日，一生不愿做官的张斗垣却慨然赴险，当了已是敌占区故乡的考城县县长（图 5）。这个职位与他的资历相比，真是太“委屈”他了。当时正值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全民抗战兴起，父亲的这个县长是一个临危受命的抗日游击县长，连个固定办公的地点都没有。

图 5：民国考城县长一览表

　　多年后，母亲多次向我讲述领上我钻高粱地的经历，还回忆说对来我家下委任状的官员发了脾气：“俺们平时不当你们（指国民党）的官，不领你们的薪水，你们也不理我们；日本人来了，蛮子县太爷（指浙江籍的前任县长）离职逃跑了，却让俺老头子去送死！”这时，父亲总是说：“你别唠叨了，都是过去的事了，我是考城人，我不去谁去？除了我，谁能收拾住那个烂摊子？”母亲的这些话我至今记忆犹新。后来，父亲把母亲和我安排到鄢陵县一个朋友家中，他一人仍留在考城、杞县一带坚持抗日斗争。抗战胜利后，由于父亲抗日有功，省政府奖励他一处没收汉奸的“敌产”，地址就在郑州二七路上。这处房子父亲一直没有占用，由一位姓吴朋友的眷属住着，临街的门面房租给了一家开中药铺的老中医。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的官员，争着找门路升官发财，而父亲仍以一介平民的身份闲居在当时的省会开封，并借住在一位朋友陈金平经营的金平旅社里。每天早晨父亲领我和母亲去吃豆浆油条，中午每人就吃一碗面条，生活很是清苦。当时，我迷上了张恨水的小说，但母亲舍不得花钱买，我只得去租书看，经济的拮据可见一斑。那时，刘积学是省参议会的参议长，郭仲隗是豫鲁两省的监察史，他们都是父亲辛亥革命时的老同志、老朋友，父亲常与他们以诗棋聚会。每天晚上回家时，母亲问起去哪了，父亲十有八九说是“去群士家”或“去燕生家”了。他常对我们说起老友聚会时的谈话内容，对国民党的种种腐败行径非常厌恶。记得1947年内战正吃紧时，蒋介石曾飞往开封视察战事。有一天父亲回来说：“老蒋要来开封，省府组织各界贤达到机场欢迎，我和群士、燕生商量好了，都不去迎接。”郭仲隗的儿子叫郭海长，是一位中共地下党员，时任中国时报社社长。他经常到我家拜访父亲，有时还携夫人韩公超同来，我分别称他们为“海长哥”和“公超嫂”，有时他们还送些钱来接济我家的生活。在这个小旅馆里，父亲还会见了考城老乡、中共地下党员王阑西（解放后曾任文化部副部长），晚上他们以打麻将作掩护，进行谈话，由于父亲不让我听，便支使我出去玩，所以不知他们都谈些什么。

图 6：《中国时报》社旧址（开封）

　　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开封成了一座孤城，城内的许多学校都停了课。父亲便把我托付给了郭海长，住到他的报社里（图 6），和一位搞校对的职员同住一间屋，有时还帮他校些简单的稿子。在郭海长的书房里，我第一次读到了解放区出版的书籍，如萧军著的《八月的乡村》等。解放军第一次攻打开封的那几天，我就是在中国时报社的二楼上度过的。郭海长迎接解放军的一位首长进入报社时，我就站在他身边。

　　1982年，我到郑州找郭海长，他一见面仍叫我的乳名根弟。在这次见面的叙谈中，郭海长明确地说：“斗叔和家父是同时参加同盟会的，我的共产党员身份，一开始不敢给家里说，就先给斗叔说了，请他向我父亲婉达，因此我入党的事，斗叔比我父亲知道得还早。”他还说：“斗叔还掩护过在堌阳小学教书的中共地下党员、知名人士某某（笔者隐其名）。” （2003年清明节我回原籍扫墓时，本村的老人也曾这样告诉我。）郭海长还告诉我：“斗叔和家父在30代初还曾和蔡元培、张伯驹等一起成为中国第一座矿业大学——焦作矿业学院的校董。”（图 7）

图 7：焦作矿业大学史料

　　从 1948 年秋冬开始，不断有人来我家动员父亲去台湾，但都遭到他的坚决拒绝。父亲常向我母亲说：“我没做过坏事，也没有对不起共产党的地方，我不走，就当个普通老百姓。”果然，解放后他便和母亲回老家小傅堂去当个普通农民。那时，他的好友刘积学、郭仲隗都当了省人民政府的参事，当年的地下党员郭海长也已在省委统战部工作，张钫则是起义将军，但父亲都不去找他们，甘愿在农村过自食其力的平民生活。1949年6月，我提出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青干校，得到了父亲的全力支持。他对我说了许多，重点是：“国民党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遗教，必定要垮台了，你走吧，到共产党的部队好好干。” 1954 年冬，待志愿军从抗美援朝战场回国，我返乡探望父母时，所面对的已是两堆长满荒草的土丘了。

　　2002年8月，对父母的坟墓进行了修缮。（图 8）

图 8：辛亥革命先驱张斗垣夫妇墓

　　本文作者张新秋，河南省兰考县人，生于1933年。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曾参加渡江作战。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三年，参加了抗美援朝全部五次战役。转业后从事戏剧创作工作，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文学学会理事。代表作《霜晨花》《粉黛冤家》《武后与婉儿》《风流才子》《县长的家政》等多部剧作由十多个剧种演遍欧亚多个国家和地区，荣获多项国家级大奖;历史剧《乱世才媛》获“田汉戏剧奖”一等奖。出版《张新秋戏剧作品集》，另出版《乱弹秋风》《叶落无声》《拾砾集》等多部散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