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先父程毅
辛亥革命网 2025-07-05 09:50 来源：河南修武县政协文史委 作者：程燕珠口述 毛成身整理 查看：20076
1986年，辛亥革命七十五周年纪念，程毅烈士的女儿程燕珠深情回忆父亲程毅的生平事迹，弥足珍贵。
今年是辛亥革命七十五周年，回忆起为辛亥革命而英勇牺牲的先父程毅，不禁使我百感交加。
由于我父亲离家外出革命时，我已七、八岁，已略记人事，加以我母亲1974年才逝世，我姑母1981年秋天才逝世，她姑嫂二人都活到九十多岁，时常向我姐弟及孩子们讲述往事，所以虽然已经是七十多年前的事了，却仍历历在目。现仅追述一些往事，作为对先父的纪念。
我家是修武县城内新街人。祖父名石玉，是个教了一辈子私塾的先生，他先娶妻范氏，因没有儿子；又娶二房周氏，但不会生育；后来有王张村一个姓赵的贫苦农妇去曹州逃荒，把女儿玉兰卖给我祖父作三房，生一个儿子，取名秀申，这就是我的父亲；还生了两个女儿，分别取名桂英、凤英，这就是我的两个姑母。
我父亲因为是独生子，祖父非常宠爱，怕不成人，就用他出生时剪下的脐带，拿红布缠了十二个圈，戴在他脖子上；又专门打了一副小手铐、锁链，每年城隍爷生日那天，就让他穿戴红色衣帽鞋袜，戴着小手铐、锁链，跟在城隍爷的泥像后边游行，这样一直到他十二岁，所以人们都叫他“小红孩”。
我父亲小时候非常聪明，他跟我祖父念书，祖父常夸他能“一目十行，过目成诵”。他十四岁结婚，娶的是城内北门大街吕家的四姑娘，名叫吕惠荣，比我父亲大三岁。他们婚后两年，我降生人间；就在那一年，我父亲考取了秀才。听我母亲说，当年双喜临门，举家庆贺，热闹非凡。因我父亲个子不高，当他穿着我外祖母家给他做的“蓝衫”四出拜客时，衣摆都拖在地上。当时就有“吕氏无男六姑娘，独有四姨夸夫婿”的谈说，至今故乡有些父老还记得这些话。后来我父亲到开封去考举人，听说他蜡烛烧了考卷，没有考中，他常自怨自叹。接着，废除科举，兴办学堂，我父亲就先后到武陟县木栾店镇的河朔法政学堂和开封的河南高等学堂读书。
我父亲革命思想的萌芽，首先是从家里开始的。因为我祖父的正妻范氏，出身富家，生性悍妒，而二房周氏、三房赵氏，都出身贫寒，范氏对她们百般虐待：“白天推磨千万圈，夜晚纺织到五更”，“做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累死累活，还不让她们吃饱饭。有一次她二人饿的实在难忍，偷了点玉米面拍成小饼，放在铁壶里煮了煮，正吃时被范氏闯见，就用针把她二人的嘴周围扎得鲜血淋漓，逼得她们跳坑自杀，被人救起，才未丧生。我父亲生母的遭遇就更悲惨，她给程家生了儿子，按说该得脸气了，但坐月子时，范氏只给她一篮红萝卜吃，亲友们送的鸡蛋等营养品，她却都自饱口福了。赵氏的弟弟给我家当佃户，但每次来家，范氏都嫌他穷酸，不让进门，姐弟二人只能在大门外见见面，偷偷饮泣。我二姨母被逼嫁给一个快断气的男人，过门第二天就成了寡妇，白白葬送了青春。我父亲耳闻目睹这些惨状，思想受到很大刺激。他在家中常说：“男女都是人，为啥女人这样低贱？”“世人都是父母生，为啥有贫有富？有钱人凭啥欺压穷人？”
我父亲在洋学堂里，不知都是学了些什么？放假回家时还常带些洋书躲在屋内偷看。短短一两年，就象变了另一个人。他常和我县小梁庄的南玉笙、大韩村的张盘铭、五里堡村的苏克攻在我家谈论国家大事，时常说些：“朝廷真没能奈，打一仗败一仗！”“不推翻满清，非亡国不可！”这一类的话。那时，他不断教我认字，短短一年多，居然认了一百多字。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他写了“复兴中华”四个字叫我认，还天天查考我记住没有，会写不会。他还给后来出生的两个弟弟分别取名定华、定国，寄托了他当时决心振兴中华、安定祖国的革命思想。
最使我难忘也是我亲眼所见的，是我六岁那年的初秋，一天晚上，我父亲跪在铺有炉渣的二奶奶座椅前（因当时其他老人都去世，我二奶奶周氏是一家之主），哭求着要跟同乡举人王印川去日本留学。二奶奶因他是独生子，说啥也不答应。这时，我父亲就拿起一把菜刀要砍手臂，说：“不叫我去留学，我就砍断胳膀，看你要我这个残废人在家干啥？”二奶奶和我母亲慌忙去夺菜刀，我和小姑姑凤英左右拉扯着他嚎哭，一直折腾了一夜没合眼。
第二年三月初三日，城内照例有盛大庙会，我一大早就起床，准备早点去赶会。这时我父亲把我抱了又抱，亲了又亲。还把正在睡梦中的两个小弟弟亲了几遍。我母亲感到他举动有些异常，但又没想到别的方面去。谁知直到深夜，我父亲还没回家，全家顿时慌作一团。约摸三更时分，城内塔底街亭瑞坊的老板李排贵慌忙来我家报信说：我父亲取走了我爷爷生前存在那里的三百块现洋。我们这才如梦初醒，他出外闹革命去了。但万万没想到，这竟成了我们的最后永别。
那时候，我们县还没有邮局，传寄一封信很不容易。同时，我们家没有识字人，有了信都是请邻村王庄我爷爷一个老朋友叫范乃真的老先生给念念。特别是信上写的都是犯“满门抄斩”的话语，所以一念罢就赶快烧掉，竞没有好好保存下来。但我父亲信上有些话，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他在天津来的一封信上，叫家里不要忧他，还说他把辫子也铰了，把名子也改了（改名程毅），并说：“不灭满清，誓不还家！”我二奶奶和我母亲听了，直怔怔得直流眼泪。
这年冬天，我父亲从上海来的信上，说他认识了好多革命党人，别的名子都忘了，只记得秋瑾一个名。为什么，因为父亲说她是个女革命党，为了革命，连男人孩子都不要了。还说自己一个男子大丈夫，还不如一个妇道人家。女人也能当革命党，全家都感到很稀罕，所以印象特别深。
转眼又到了第二年夏天，又接到父亲从绍兴寄来的一封信，说他在大通学堂给秋瑾当助手，每天操练枪炮，准备和满清打仗。还提到秋瑾也穿着男人军服，骑着大马，在街上走来走去，好不英武！但不久，我父亲又来的信上却说他和秋瑾都被关进了绍兴监狱。满清的狗官把他拷打得昏死过几次，全身都烙得焦黑，还叫他跪在烧红的铁链上，烙得皮开肉烂，连膝盖骨都露了出来，用这种酷刑逼我父亲供出同党，但我父亲宁死也没说出一人一事。直到几十年后，我母亲和姑母每向孩子们说起此事，都还泣不成声，泪如雨下。
我父亲在狱中，虽受尽皮肉之苦，但还不断向同狱犯人和看守他们的狱卒宣传革命道理。有一个叫陈长有的狱卒，很钦佩我父亲，就对他特别加以照顾。我父亲的家信都是他给转寄的，革命党人和我父亲联系也是通过他进行。一次，狱吏拷打我父亲，用尖刀戳破了他的胸部，鲜血直往外冒。一个给犯人做饭的狱卒见了，于心不忍，急忙杀了一只公鸡，撕下一块热鸡皮贴在他的伤口上，才使他得免一死。
我父亲写的家信中，最使我难忘的是他听到秋瑾牺牲后，日夜悲哭，并仿照河南民间小调《哭五更》，写的《五哭秋瑾》诗词。词写的悲苦极了。范乃真老先生念着念着就和我们一起哭起来了。我父亲的信上说，每当他在狱中哭唱这些诗词时，眼中都哭出血来，同屋的犯人和狱卒听了，也无不心酸下泪。
我父亲的最后一封家信，是他牺牲前两个多月写的。他说，由于他的好友鲁鸿珩（字楚玉，南阳人)[1]等革命党人的营救，有一百铺保就能把他保释出来，这时我们全家脸上才有点喜色。这封信上还特别提到了我，说：“女儿燕珠，天资隽秀，聪慧过人”，嘱咐家人一定要让我上学。他还要我们永远不要忘记鲁君大恩。
正在我们等待我父亲出狱回家团聚之际，忽然收到陈长有的一封信，说“程先生七窍流血，顷刻命亡。”我全家嚎啕大哭，但又不知是怎么回事。不久鲁君来到我家，说满清的狗官忽然变卦，改要四百铺保。鲁君表示按时送到。谁知原来告密陷害秋瑾的绍兴劣绅胡道南，怕我父亲出狱后报复，就买贿狱吏，在我父亲的午饭中下了毒药，我父亲吃了，登时七窍流血而死。
三年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起义成功了，推翻了满清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有关当局给我家发了烈士证书，并进行照顾抚恤。鲁君还根据我母亲将来要合葬的愿望，将我父亲的灵柩辗转运回修武，并遵照我父亲生前的遗愿把我带到开封上女子学堂。这学校的女校长是秋瑾烈士的好朋友，知道我是程毅的女儿，待我特别好，常常亲自给我梳头，照管衣食，完全把我看作是自己的女儿。可惜我母亲思想封建保守，我只上了一年多学就让我回家了。紧接着军阀混战，我家也就无人过问，寡妇孤子，遂陷于惨苦的生活之中。
大约是民国二十年左右，在省城开封，举行了烈士追悼大会，通知我家派人去参加。当我六姨夫黄明庆到达开封，追悼会已经结束，又专门为我父亲补开了一天。我六姨夫还带回来一张十二寸的我父亲的遗像。我们珍藏了几十年，可惜在文化大革命时被造反派给烧了。
解放后，我的孩子偶然在《秋瑾》的连环画上发现了我父亲的名子和他被捕受刑时坚毅不屈的英雄形象，我母亲看了，无限感慨地对孩子们说：“您外公总算没有白死！”1966年春天，我给吴玉章同志写了一封信，把我父亲的烈士证书（抄件）和我父亲与鲁君的合影给他寄去。吴老马上写了亲笔回信，说他虽没见过程毅，却知道他的事，并把材料转到革命博物馆了。1978年底，我给宋庆龄副委员长写了一封信，1979年元月，宋副委员长秘书室就给有关单位写信，让把我的户口从农村转到新乡师范学院我小女儿处，[2]并给我安排了宽敞的住房，使我安渡晚年。我今年虽八十八岁了，但身体健康，精神极好。我的七个儿女，也都学业有成。我一定要教育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而努力奋斗，以告慰其先外祖在天之灵。
1986年8月
文稿提供：
本文由河南省修武县政协文史委王保成主任提供，谨致感谢！
由于我父亲离家外出革命时，我已七、八岁，已略记人事，加以我母亲1974年才逝世，我姑母1981年秋天才逝世，她姑嫂二人都活到九十多岁，时常向我姐弟及孩子们讲述往事，所以虽然已经是七十多年前的事了，却仍历历在目。现仅追述一些往事，作为对先父的纪念。
我家是修武县城内新街人。祖父名石玉，是个教了一辈子私塾的先生，他先娶妻范氏，因没有儿子；又娶二房周氏，但不会生育；后来有王张村一个姓赵的贫苦农妇去曹州逃荒，把女儿玉兰卖给我祖父作三房，生一个儿子，取名秀申，这就是我的父亲；还生了两个女儿，分别取名桂英、凤英，这就是我的两个姑母。
我父亲因为是独生子，祖父非常宠爱，怕不成人，就用他出生时剪下的脐带，拿红布缠了十二个圈，戴在他脖子上；又专门打了一副小手铐、锁链，每年城隍爷生日那天，就让他穿戴红色衣帽鞋袜，戴着小手铐、锁链，跟在城隍爷的泥像后边游行，这样一直到他十二岁，所以人们都叫他“小红孩”。
我父亲小时候非常聪明，他跟我祖父念书，祖父常夸他能“一目十行，过目成诵”。他十四岁结婚，娶的是城内北门大街吕家的四姑娘，名叫吕惠荣，比我父亲大三岁。他们婚后两年，我降生人间；就在那一年，我父亲考取了秀才。听我母亲说，当年双喜临门，举家庆贺，热闹非凡。因我父亲个子不高，当他穿着我外祖母家给他做的“蓝衫”四出拜客时，衣摆都拖在地上。当时就有“吕氏无男六姑娘，独有四姨夸夫婿”的谈说，至今故乡有些父老还记得这些话。后来我父亲到开封去考举人，听说他蜡烛烧了考卷，没有考中，他常自怨自叹。接着，废除科举，兴办学堂，我父亲就先后到武陟县木栾店镇的河朔法政学堂和开封的河南高等学堂读书。
我父亲革命思想的萌芽，首先是从家里开始的。因为我祖父的正妻范氏，出身富家，生性悍妒，而二房周氏、三房赵氏，都出身贫寒，范氏对她们百般虐待：“白天推磨千万圈，夜晚纺织到五更”，“做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累死累活，还不让她们吃饱饭。有一次她二人饿的实在难忍，偷了点玉米面拍成小饼，放在铁壶里煮了煮，正吃时被范氏闯见，就用针把她二人的嘴周围扎得鲜血淋漓，逼得她们跳坑自杀，被人救起，才未丧生。我父亲生母的遭遇就更悲惨，她给程家生了儿子，按说该得脸气了，但坐月子时，范氏只给她一篮红萝卜吃，亲友们送的鸡蛋等营养品，她却都自饱口福了。赵氏的弟弟给我家当佃户，但每次来家，范氏都嫌他穷酸，不让进门，姐弟二人只能在大门外见见面，偷偷饮泣。我二姨母被逼嫁给一个快断气的男人，过门第二天就成了寡妇，白白葬送了青春。我父亲耳闻目睹这些惨状，思想受到很大刺激。他在家中常说：“男女都是人，为啥女人这样低贱？”“世人都是父母生，为啥有贫有富？有钱人凭啥欺压穷人？”
我父亲在洋学堂里，不知都是学了些什么？放假回家时还常带些洋书躲在屋内偷看。短短一两年，就象变了另一个人。他常和我县小梁庄的南玉笙、大韩村的张盘铭、五里堡村的苏克攻在我家谈论国家大事，时常说些：“朝廷真没能奈，打一仗败一仗！”“不推翻满清，非亡国不可！”这一类的话。那时，他不断教我认字，短短一年多，居然认了一百多字。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他写了“复兴中华”四个字叫我认，还天天查考我记住没有，会写不会。他还给后来出生的两个弟弟分别取名定华、定国，寄托了他当时决心振兴中华、安定祖国的革命思想。
最使我难忘也是我亲眼所见的，是我六岁那年的初秋，一天晚上，我父亲跪在铺有炉渣的二奶奶座椅前（因当时其他老人都去世，我二奶奶周氏是一家之主），哭求着要跟同乡举人王印川去日本留学。二奶奶因他是独生子，说啥也不答应。这时，我父亲就拿起一把菜刀要砍手臂，说：“不叫我去留学，我就砍断胳膀，看你要我这个残废人在家干啥？”二奶奶和我母亲慌忙去夺菜刀，我和小姑姑凤英左右拉扯着他嚎哭，一直折腾了一夜没合眼。
第二年三月初三日，城内照例有盛大庙会，我一大早就起床，准备早点去赶会。这时我父亲把我抱了又抱，亲了又亲。还把正在睡梦中的两个小弟弟亲了几遍。我母亲感到他举动有些异常，但又没想到别的方面去。谁知直到深夜，我父亲还没回家，全家顿时慌作一团。约摸三更时分，城内塔底街亭瑞坊的老板李排贵慌忙来我家报信说：我父亲取走了我爷爷生前存在那里的三百块现洋。我们这才如梦初醒，他出外闹革命去了。但万万没想到，这竟成了我们的最后永别。
那时候，我们县还没有邮局，传寄一封信很不容易。同时，我们家没有识字人，有了信都是请邻村王庄我爷爷一个老朋友叫范乃真的老先生给念念。特别是信上写的都是犯“满门抄斩”的话语，所以一念罢就赶快烧掉，竞没有好好保存下来。但我父亲信上有些话，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他在天津来的一封信上，叫家里不要忧他，还说他把辫子也铰了，把名子也改了（改名程毅），并说：“不灭满清，誓不还家！”我二奶奶和我母亲听了，直怔怔得直流眼泪。
这年冬天，我父亲从上海来的信上，说他认识了好多革命党人，别的名子都忘了，只记得秋瑾一个名。为什么，因为父亲说她是个女革命党，为了革命，连男人孩子都不要了。还说自己一个男子大丈夫，还不如一个妇道人家。女人也能当革命党，全家都感到很稀罕，所以印象特别深。
转眼又到了第二年夏天，又接到父亲从绍兴寄来的一封信，说他在大通学堂给秋瑾当助手，每天操练枪炮，准备和满清打仗。还提到秋瑾也穿着男人军服，骑着大马，在街上走来走去，好不英武！但不久，我父亲又来的信上却说他和秋瑾都被关进了绍兴监狱。满清的狗官把他拷打得昏死过几次，全身都烙得焦黑，还叫他跪在烧红的铁链上，烙得皮开肉烂，连膝盖骨都露了出来，用这种酷刑逼我父亲供出同党，但我父亲宁死也没说出一人一事。直到几十年后，我母亲和姑母每向孩子们说起此事，都还泣不成声，泪如雨下。
我父亲在狱中，虽受尽皮肉之苦，但还不断向同狱犯人和看守他们的狱卒宣传革命道理。有一个叫陈长有的狱卒，很钦佩我父亲，就对他特别加以照顾。我父亲的家信都是他给转寄的，革命党人和我父亲联系也是通过他进行。一次，狱吏拷打我父亲，用尖刀戳破了他的胸部，鲜血直往外冒。一个给犯人做饭的狱卒见了，于心不忍，急忙杀了一只公鸡，撕下一块热鸡皮贴在他的伤口上，才使他得免一死。
我父亲写的家信中，最使我难忘的是他听到秋瑾牺牲后，日夜悲哭，并仿照河南民间小调《哭五更》，写的《五哭秋瑾》诗词。词写的悲苦极了。范乃真老先生念着念着就和我们一起哭起来了。我父亲的信上说，每当他在狱中哭唱这些诗词时，眼中都哭出血来，同屋的犯人和狱卒听了，也无不心酸下泪。
我父亲的最后一封家信，是他牺牲前两个多月写的。他说，由于他的好友鲁鸿珩（字楚玉，南阳人)[1]等革命党人的营救，有一百铺保就能把他保释出来，这时我们全家脸上才有点喜色。这封信上还特别提到了我，说：“女儿燕珠，天资隽秀，聪慧过人”，嘱咐家人一定要让我上学。他还要我们永远不要忘记鲁君大恩。
正在我们等待我父亲出狱回家团聚之际，忽然收到陈长有的一封信，说“程先生七窍流血，顷刻命亡。”我全家嚎啕大哭，但又不知是怎么回事。不久鲁君来到我家，说满清的狗官忽然变卦，改要四百铺保。鲁君表示按时送到。谁知原来告密陷害秋瑾的绍兴劣绅胡道南，怕我父亲出狱后报复，就买贿狱吏，在我父亲的午饭中下了毒药，我父亲吃了，登时七窍流血而死。
三年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起义成功了，推翻了满清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有关当局给我家发了烈士证书，并进行照顾抚恤。鲁君还根据我母亲将来要合葬的愿望，将我父亲的灵柩辗转运回修武，并遵照我父亲生前的遗愿把我带到开封上女子学堂。这学校的女校长是秋瑾烈士的好朋友，知道我是程毅的女儿，待我特别好，常常亲自给我梳头，照管衣食，完全把我看作是自己的女儿。可惜我母亲思想封建保守，我只上了一年多学就让我回家了。紧接着军阀混战，我家也就无人过问，寡妇孤子，遂陷于惨苦的生活之中。
大约是民国二十年左右，在省城开封，举行了烈士追悼大会，通知我家派人去参加。当我六姨夫黄明庆到达开封，追悼会已经结束，又专门为我父亲补开了一天。我六姨夫还带回来一张十二寸的我父亲的遗像。我们珍藏了几十年，可惜在文化大革命时被造反派给烧了。
解放后，我的孩子偶然在《秋瑾》的连环画上发现了我父亲的名子和他被捕受刑时坚毅不屈的英雄形象，我母亲看了，无限感慨地对孩子们说：“您外公总算没有白死！”1966年春天，我给吴玉章同志写了一封信，把我父亲的烈士证书（抄件）和我父亲与鲁君的合影给他寄去。吴老马上写了亲笔回信，说他虽没见过程毅，却知道他的事，并把材料转到革命博物馆了。1978年底，我给宋庆龄副委员长写了一封信，1979年元月，宋副委员长秘书室就给有关单位写信，让把我的户口从农村转到新乡师范学院我小女儿处，[2]并给我安排了宽敞的住房，使我安渡晚年。我今年虽八十八岁了，但身体健康，精神极好。我的七个儿女，也都学业有成。我一定要教育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而努力奋斗，以告慰其先外祖在天之灵。
1986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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