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志士杨曾蔚史事考
辛亥革命网 2025-07-05 12:14 来源：未知 作者：赵长海 查看：20199
杨曾蔚，河南开封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学员，河南惟一加入“南社”者，在日本与同志发起成立“丈夫成城团”和“武学编译社，创办《武学》杂志，积极鼓吹军事救国。
杨曾蔚（1879～1946），又名古霞，字少石，清祥符县（今开封市）人。以名诸生被选入开封市古玉津园明道书院，受业于湘潭黄曙轩先生。在明道书院时的杨曾蔚，为文雄奇跌宕，洒然有出尘之志，老师对其为文曾有批语“雄奇若大风发于水上。”[1]次年庚子之变，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大清帝国有瓜分之虞，杨曾蔚慨然为救国计，遂决心投笔从戎，乃于1901考入河南高等学堂，先习英文、日文，于1904年赴北京练兵处，经过严格的甄拔考选，得以公费留学日本学习陆军[2]。他们这批同学共计40人，于8月份于天津乘坐轮船到日本。出发前在天津，时任直隶总督兼炼兵大臣的袁世凯专门传见此批学员。他们先入东京振武学校[3]，后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陆军。
杨曾蔚在振武学校二年，又到姬路山第十师团练习一年，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杨曾蔚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学生，与李根源、尹昌衡、阎锡山、唐继尧、李烈钧、程潜等均同期。此期学员系1907年6月入学，1908年11月毕业。
加入同盟会及南社
杨曾蔚是河南最早参加同盟会的首批会员，据张钫回忆：“河南同盟会于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成立于日本东京。初成立时推曾昭文为支部长。当时在日加入者有杜潜、朱奋吾、车钺、刘积学、潘印佛、杨曾蔚、刘醒吾、陈伯昂等。创办《河南》杂志，以张锺端为总经理，刘积学为总编辑，并特请周树人撰稿，共出版十期，宣传革命，影响颇大。”[4]由于《河南》杂志发文均为化名，现在可考的真实作者甚少，其在第一期上有文《民气为建立军国国家之要素》，从思想及行文风格上看，很似杨曾蔚的论著。
杨曾蔚加入同盟会，是在同盟会河南支部成立之前，其具体时间不详，但据很多人的回忆及杨曾蔚自述，当在同盟会成立之初。据李烈钧自传叙其加入同盟会：“总理选择会员，手续极为慎重，余乃承张继、张华飞、王侃三君之介绍，始得入会。余既正式加入同期会，仍继续学业。是时有武学社应运而生，创办者为振武同学杨曾蔚，河南人，亦同盟会同志，与景定成（宁梅九）交甚密”[5]杨曾蔚与李烈钧交往甚密，从其自编诗词《古霞诗钞》中即可看出，终其一生，与李烈钧吟咏唱和诗作甚多。如其与李烈钧同见黄兴后即有诗《同协和访克强归来感咏》，内有：“李子多奇谋，忼言气磊落。诚得一旅人，踏实立住脚。传檄震四方，摧敌如朽索。彼此同一心，笑言实雄略。”[6]表达其对黄兴的敬仰及慷慨激昂气概。
又据李根源自述：
密邀南北陆军同学李协和(烈钧)、孙馨远(传芳)、钟柏庵(鼎基)、陈辉圃(宏萼)、姜超六(登选)、卢子馨(香亭)、尹硕权(昌衡)、杨少石(曾蔚)、王佩卿(鉴珍)、刘炳初(洪基)、赵 济侯(康时)、乔子和(煦)，覃天泉(鎏钦)、蒲仲衡(鉴)、周樾思(荫人)、李冰臣(德瑚)、梅勋彝(卓敏)、华阆荃(世中)、杨鉴章(文恺)，周哲谋(应时)三十余人见克强先生，加入同盟会。[7]
杨曾蔚是早期南社会员中河南唯一加入者。南社是中国近现代发展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革命文化团体，宣统元年十月一日（公历1909年11月13日）成立于苏州，其发起人是柳亚子、高旭和陈去病等，南社会员主要集中在江浙、上海一带。杨曾蔚入社书编号253号，入社具体时间不详。但查入社书编号，邵元冲为256号，汪精卫为260号，景耀月（字秋陆、号太昭）为259号，而景耀月参加了1909年苏州南社成立大会，故杨曾蔚入社时间当在南社成立初期。也即在杨曾蔚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曾到北京等待选考分配工作，在赴广西编练新军之时，曾在上海逗留，当是于此期间加入南社。杨曾蔚参加南社活动记载寥寥，在《南社从刊》第十一辑中，有《忆旧游十三首》，为杨曾蔚诗作，正好刊发在汪精卫《辛亥狱中述怀》诗之前。
在杨曾蔚自己的记述中，则有1916年参加张园南社雅集的《申江春咏》，谓“南中诸友邀入南社雅集张园，摄影纪念，醉成二律。”“丙辰帝制忽起，云南起义，北京警严。禹行、秉初与余遁至申江，遇耿君鶡生诸友。余连年禅功，遭此蹉跎，误我精修。中夜不寐，嗟咏二律。”其二谓：“共和谁敢贪天功，解甲归田甘野翁。不必滇南能起义，纵使冀北也生戎。恢来体制仍民国，降得嗔痴即大雄。况是申江风月好，红尘又踏会群英。”[8]由此诗，可知杨对袁氏倒行逆施的愤慨。另外由此诗可知，杨在此以前尚参加过早期的南社雅集。
“丈夫成城团”与“武学编译社”发起人
杨曾蔚热心军事研究，留日期间，已有多篇文章发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时在振武学校的杨曾蔚加入同盟会。此后同盟会领导层在其内部成立一个核心组织，以留日学习军事人员为主体，名曰“丈夫成城团”[9]。此有盟中之盟性质，以军人为主，极为秘密，同盟会高层直接掌握，有说是黄兴亲自组建，亦有说是孙中山亲自组建，而其具体人数及姓名，则多有歧异。据参加“丈夫成城团”的李书城回忆：
黄先生以为陆军学生须在回国后掌握兵权，不可暴露革命的真面目。因此，他嘱陆军学生中的“同盟会”会员，不到“同盟会”总部往来，陆军学生的入党证也由黄先生一人独立保管。并商议由陆军同学在“同盟会”会员中选择一批坚贞可靠的同志另组一个团体，名曰“丈夫团”，以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作为团员应具的品德。据我了解，当时加入这个组织的有李根源、李烈钧、程潜、李书城、赵恒惕、黄郛、尹昌衡、黄恺元、叶荃、温寿泉、曾继梧、华世中、刘洪基、程子楷、孙方瑜、曾昭文、耿觐文、李乾璜、仇亮、杨曾蔚、陈强、孙棨、高霁、杨源浚、殷承瓛、袁华选、陈之骥、姜登选、李浚、王孝缜、何澄、王家驹等。黄先生还鼓励家有资财的同志出资捐官，俾将来获得兵权可更大更快些。……辛亥武昌起义后，在南北各省举兵响应，充任都督及军、师、旅、团长的人，多属丈夫团的同志，都是黄先生所熟知的人。因此革命军人与黄先生有特别深厚的感情，他在革命军人中具有极高的威信。[10]
丈夫团成立，作为具体组织者的杨曾蔚曾有诗《丈夫吟·并序》以志其事，谓：“留学陆军诸同志，因加以坚毅之组织，以为将来作事之根干。开会定名，黄君膺白，取孟子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三句，宜定名为丈夫团，互相淬砺。余深佩其卓识。”[11]
杨曾蔚在振武学校时已是“丈夫团”主要成员，1907年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步科，其间发起成立“武学社”，与留学军事同仁创办《武学》杂志，并任杂志编辑。对于“武学社”，《李烈钧自传》有记述，谓：
创办者为振武同学杨曾蔚，河南人，亦同盟会同志，与景定成（字梅九）交甚密。二人锐意布置河南、山西两省革命事务者。加入武学社之人物，大都北洋三杰（王士珍、冯国璋、段祺瑞）之学生，内有华世忠（字郎泉）、何子奇、杜幼泉三人，以其聪慧多谋，有北洋小三杰之称……当时之士官学生分南北两派，余因加入武学社，乃并属于北派焉。[12]
《武学》由武学编译社发行。该社由中国留日学陆军的学生所组成。杨曾蔚是发起人之一，并任杂志编辑[13]。而“武学编译社”，即杨曾蔚所发起之“武学社”。据丁守和先生考证，该刊特别名誉赞助员有留日陆海军学生监督李士锐、出使日本大臣留学生总监督李家驹、驻日公使署参赞留学生副总监督张煜全、陆军步马科监督高尔登、陆军学堂正监督曲同丰。特别义务赞助员是《云南》杂志社总经理赵伸、安徽合肥黄盛鸿。该社设总代表、总经理、总编辑各一人，书记，会计、庶务、校对各一人，各兵科科员若干人，均由社员公举。[14]
而据第一期“特别名誉赞成及职员纪念”照片，除李士锐、李家驹、张煜全外，计有：刘基炎、景斌、杨曾蔚、史瓛臣、陈陞章、孙传芳、穆恩堂、刘洪基、覃鎏钦、杨文恺、李兆纶。据出使日本大臣李家驹之《祝武学发刊序》，标注时间为“光绪戊申二月”，则此刊之筹备在此年之初即已进行。而该刊创建时之主要组成人员，如史瓛臣、陈陞章、李兆纶三人曾为日本参谋总部陆军测量学校第四期学员，此时情况不可考外，其余组成人员均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学员。
《武学》月刊于1908年5月创刊于日本东京，16开精装印刷。据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二卷）（下册）》所载，计有14期，停刊时间不详。该刊设有社说、教育、学术、海军、杂俎、传记、文苑、军事小说、调查等十二栏。其宗旨，据《武学杂志简章》称：“一、鼓吹尚武精神；一、研究兵科学问；一、详议征兵办法；一、补助军事教育；一，讨论各国军备；一、振兴海军计划。”
《武学》之创办，虽则以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生为主，但得到了清政府的嘉许和赞助。有清政府的官方背景。故杂志以研究最新武学，冀补内地军界教育所不及为宗旨。据该社缘起说：是刊乃以修业余暇，搜罗其关于军事上之新出诸书，深加酌择，抽要译出，弃短扬长，惟求实用，将以供我国研究军事者之参考，亦以征世界陆军之进步。[15]
该刊极力鼓吹军国主义，是于当时的国际及日本环境密切相关的。如该刊创刊之社说有刘基炎文章《武学发刊之意见书》，其谓：“勿论何国，皆非有至大之武力，则不足以图存……故今世国家，恒以文明对国内，以野蛮对国外。换言之，即以战争对国际，以预备战争对国内。”[16]该社尽管有清政府驻日公使等的监督，并声言不问政治，但从《武学》杂志看，仍表明了要求国家强盛的爱国主义倾向。在该刊刊首用黑体大字印有：“武学万岁!中国万岁!四万万同胞均万岁!”表明了在清末举国鼎沸的危亡时刻，希冀用“尚武图强”的思想来挽救时局的期望。
创刊号两篇祝词后，为“社说”，共计三篇文章，为刘基炎之《武学发刊之意见书》、谭鎏钦之《论近日当贵军人》、杨曾蔚之《呜呼战败后之俄罗斯》，其中杨文连载第一期、第二期，系统的分析论述了俄国战败原因。
《武学》关于军事学的研究，既包括军事教育和军事建设，也包括各科军事学术，而各科既有原则的叙述，也有战役、战例的介绍。该刊军事调查分国内和国外，均详细而具体。另外，军事小说栏还载有札记小说，杂俎栏发表方日中的《队中日记择要》，文苑栏主要是刊载诗词歌赋。大抵以列强紧逼，国家危亡，提倡尚武，血战沙场为主旨，鼓励“男儿当奋起，及时猛进勿旁徨。”颇具磅礴气势，爱国热忱。图书广告栏载有武学编译社翻译和编译的几十种军科书目，亦有参考价值。
杨曾蔚创办武学社，积极参与《武学》的编辑发行，除救国图存，颠覆清朝的实际革命需要外，均和清末留日学生受日本军国思想的深刻影响有关。而这种思想在杨曾尉身上表现得尤其突出。
杨曾蔚于1908年11月士官学校毕业，离开《武学》社回国。为考察边防军事，杨从当时的高丽国入东北，一路游历到京。途中曾有诗谓“不经关外冽寒处，那识汉唐百战兴。”[17]。当时留日学习陆军的同学返国，积聚在京侯选派遣，杨和李烈钧（字协和）、姚维藩、尹昌衡（字硕权）、唐继尧（字蓂赓）、秉初、韩凤楼（字五峰）时常聚会。1909年冬，通过京考，杨曾蔚调赴广西。杨先到保定访禹行[18]、再到上海，然后趁轮船到南京、香港，后赴桂。杨曾蔚此次广西之行，踌躇满志，路过保定访禹行时，有诗纪之。诗序有“己酉冬，京考毕，余调赴广西，并约同志廿余人同往，因过保，访禹行畅谈。”诗谓：“天冷宜醇酒，煨鸡杂豆羹。风尘三尺剑，志气九霄鹏。南国多豪杰，北方几弟兄。莫辞长夜饮，计划定完成。”[19]
此次南行广西，是受桂督张鸣岐之邀，到广西训练新军，1909年12月由上海趁轮赴桂，12月29日到达桂林，同行有日本士官毕业生孔庚、李书城、覃鎏钦、王勇公、尹昌衡等人。在桂林，杨曾蔚任广西督练公所兵备处帮办，而据其自述，身兼三职。此期间，与同盟会员覃鎏钦、尹昌衡等创办了《武学报》，吕公望为经理，希望在日本出版《武学》基础上，继续进行军事学术研究及革命宣传工作。至于《武学报》具体的内容，遍查各图书馆收藏，均未一见。此刊仅仅出版了二期，因王勇公、杨曾蔚等在广西新军中的革命活动，引起桂督张鸣岐极大恐慌，以“浮躁成性、遇事生风”[20]把这些革命志士驱逐出境。《武学报》自然也就不存在了。关于离开桂林的情况，杨有诗《自桂林北返途中作》纪之，谓：
庚戌春，因同志皆绾军职，将练新军，群众侧目。又因黄花岗影响，官场遂联名控余等为革命。余时兼三处职，遂力指为首领。余不得已，乃约硕权（引者按：即尹昌衡，字硕权）诸同志，慨然北返。途中百感交集，吟此自遣：深惜群朋一网休，慨然退去竟何求？归来漫洒英雄泪，失败宁为国士羞？落落风尘谁识我，层层陷阱虎成牛。春花发罢秋江月，且到西湖櫂小舟。[21]
此次桂林组织革命失败后，杨先返上海，后到北京继续创办刊物宣传革命并进行军事研究，在京郊恬淡自适，过起俨然隐士般的生活。其在《金台小隐》一诗的诗序中谓：“桂林各事，交与蔡君松坡。居沪乏资，陕晋同志，多居北京。余乃再到金台。有旷院数椽，辟地一畦，种菜自遣。同何君亚农，月出杂志一册。时与国风报馆诸友往来，俨如菜佣云。”[22]此处所谓同何君亚农（引者按：即何澄，字亚农）月出杂志一册，即是杨曾蔚在北京创办的军事学刊物《军华》杂志。而《国风报》，即杨之好友景梅九所主笔。而《国风报》在辛亥革命前后，俨然成为北方的同盟国的一个活动中心。
创办《军华》杂志
回到北京的杨曾蔚继续进行文字编辑和革命鼓吹工作。辛亥革命之前，杨曾蔚参与了其好友景定成（字梅九）主笔的《国风报》，并在北京创办《军华》杂志。
1911年2月，同盟会员白逾桓在北京创办《国风日报》，其主编（或主要撰稿人）为景定成，此后报馆逐渐成为在京同盟会员集中的地方。如田桐、程克、冷公剑、张友于、温楚珩等均寄宿于报社内。杨曾蔚作为景定成的老友，积极参与了《国风报》的工作。如杨曾蔚曾有诗《读景梅九诗随咏》谓：
国风报馆，势将断炊，每日梅九执报叫卖。乃向余请米，余遍顾室无长物。只一敝袍，典亦无济。忽一转顾，喜曰，得之矣。乃脱狐裘而衣敝袍。梅九既以支持，即与语曰，当君白狐裘，言论的自由云云。时值严冬，乃俱窘如此。把美酒以欢喜，对雪花而概叹，遂不觉成一律云：冽冽北风大雪寒，朝来顿觉敝袍单。半壶醇酒我能热，百两狐裘君且宽。敢笑十人同一菜，那堪再窘与双难。欢谈莫谓严冬冷，已足群朋廿日餐。[23]
《军华》月刊于1911年7月创刊，军国学社编辑发行，停刊时间未详，现仅见三期。从当时形势看，或许也就出版了三期，至辛亥革命爆发而停刊。该刊设有图画、谕旨、奏折、论说、学术、章制、调查、译丛、军要新闻、文苑等。该刊主要作者有杨曾蔚、何澄（字亚农）、寰游、翊武（即张鹗翎）、方咸五等，基本都是杨曾蔚留日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的同学。如方咸武，或即豫籍留日同学张国威（后曾任河南北伐军司令）；翊武，即张鄂翎，同为豫籍留日同学。而该刊主事者即杨曾蔚与何澄。从刊物类目设置、内容和风格看，完全继承了东京《武学》的风格，可谓一脉相承。
该刊极力鼓吹军国主义，杨曾蔚在该刊《祝军国学社之出世词》谓：“横风云于大地，震霆雨于中天。八埏有不庭之征，万国无弭兵之望。戎装世界，尊国体惟仗强权；铁血世界，能战胜即是公理。”“此非实行军国主义，绝不容建国于兹地球上者也。”“欲造军国，先造军人。能得军人，始成军国。”“强国在兵，强兵在学。”“肇我军国，基兹学社，军国学社之当然出世也。”[24]
对于此种不得不实行军国主义，铁血政策的缘由，作者更是饱蘸血泪，对中国可能遭受瓜分，亡国灭种的境况进行深刻的剖析。“况乃大局有卵累之危，恐将立地无锥。偏当列强利瓜分之急，实在贪天可厌。看朝鲜不过十年，从事已矣。向秦庭痛苦七日，亦是枉然。国亡定种灭，莫想挂顺民之旗；文丧必史灰，谁与作贰臣之传。不必殷鉴，可问华侨；谓无铁证，请看韩主。古或有四朝元老，今难当万国公奴。”[25]
面临此境，作者一再告诫警示军人，“宁大陆俱沉于海，誓毕生不共此天。所望全国军人，午夜刺锥，寅明枕戈，秣马龙堆，洗兵鱼海。天下事不足为也，东西强何屑畏哉!”“大解脱自无生死，真道德方成英雄。舍人做去，拼命干来。硬造成上马杀贼，下马布露，才终有个翻手作云、覆手为雨日。此军国学社之所以出世也。”[26]
此出世词气势磅礴，悲愤激昂。在辛亥革命前风雨飘摇的时刻，不谛是一声通彻心扉的呐喊，一篇惊顽振俗的发刊词。
在此三期刊物中，其中每期的“论说”仅见前两期，均为杨曾尉所为，即第一期的《祝军国学社之出世词》，第二期的《神圣军人论》。而其《神圣军人论》可谓辛亥前的军国思想在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文章之一。
该刊出版后，颇受军事当局的重视，陆军贵胄学堂及军界人士张绍曾、刘恩源、阎锡山等二十余人捐款支助，成为军国学社的名誉赞助员。在起首的图画中，载有军咨府大臣毓郎、陆军正副大臣廕昌、寿勋等的图像。另有冯国璋、段祺瑞等要员所赐赠相片及题词等。
作为一种军事学术杂志，该刊鼓吹军国主义、军事至上、军人神圣。该刊极为关注国防建设，对于俄国的扩张给予了高度关注，发表有《战败后之俄国近状》、《对于西北边防之研究》等文章，分析沙俄军事动向及我国西北边防的对策。另外发表了大量的军事学术论文，介绍了许多国外军事动态和军事科学技术发展的消息。如“学术栏”的《统计与军事之关系》、《战时经费筹备论》等文章，研究了经济与军事之间的关系，介绍统计学在军事学上的具体运用。《旅顺要塞战研究》，是研究旅顺要塞配备、构筑及日俄攻守战情况。该刊的“调查”及“军事要闻”两栏，主要调查介绍外国军事动态和近代军事技术发展情况。
另外杂志辟有“文苑”一栏，其第二期“文苑”则为杨曾蔚所撰写之《新拟军歌数章（并序）》。军歌分《励志》《行军》《冲锋》《奏凯》《凯旋》《真军人》《大将军》共计七首，并标明“有谱”、“另谱”字样。其序谓“唱歌一事，于国民精神大有关系。况兵以气胜，歌以齐心，语云：兵营中切不可有暮气…尤期于我帝国好男子敌忾称雄，以拨展身手于东西强国之林，而彼此对照。”[27]由此可知杨曾蔚之用心。其谱写之军歌，以弘扬爱国精神，激励士气为主，如《励志》歌谓：“少年志如虹，闻鸡起舞，晓月挂林丛。爱我祖国，西峙昆仑，南带汪洋，江河气冲东；旭日曈曈连海红，彩霞照天中，爱国精神勇。我中华代代有英雄，国旗天半飞黄龙。少年少年，圆穹勒功，二十世纪主人翁。”[28]
《军华》从1911年7月创刊，至9月出版三期后，至辛亥革命爆发而停刊。虽则仅仅出版三期，但影响甚大，其创刊号至9月份曾经再版。该刊在清末民初军事学术研究方面的开拓之功不可磨灭。
参与起义组织
辛亥革命前的杨曾蔚表面上隐居京郊，创办刊物，从事军事研究，实则积极联络同志，运动革命。对于此段辛亥革命前夕的隐居生活，杨曾蔚有诗《辛亥夏大雷雨中作》纪之，谓：“金蛇闪闪声隆隆，五百年来日又中。绝地通天听辩论，排山倒海战英雄。四驰雷声全球净，一洗尘埃万古空。归老林泉松下卧，兵书高枕不言功。”貌似归老林泉，实则静听雷声，期待五百年来日又中。实在是大战前夜的生动写照。
辛亥革命后，杨与同学景梅九先到太原，运动姚维藩起义。这是因为当时山西巡抚为陆仲琦，而陆之儿子陆光熙亦为日本士官学校学生，并一同参与编辑过《武学》[29]。而在这年的山西新军混乱的起义中，巡抚陆仲琦及儿子陆光熙同时遇害。在太原，杨赠宝刀于同学姚维藩，有纪曰：“时当初秋，余自北京赴太原，与维藩弟谈，夜深酒酣，即以宝刀赠之。”勉励其为“北方落落无几人，太原总数君第一。我来千里赠宝刀，汾水五色晋云高。一举恢复旧山河，无愧龙门盖代豪。”[30]
此后杨曾蔚参戎吴禄贞幕府，旋又赴滦州，游说张绍曾，被兵包围，后突围而逃。对于杨曾蔚运动张绍曾起义之事，其有诗及诗序详细描述其惊险过程。“辛亥八月，余年三十有二，在金台编报种菜。及南北大演习之议定，诸报馆遂推余往滦州参观军事，不觉喜吟云。沉蛰经年垦草莱，今时需尔用奇才。这回大展风雷略，晦闷中华要打开。”此后被逼出逃，有诗《自滦赴津途中感歌一首（并序）》，其诗序谓：
辛亥八月十九日，闻武汉已起义。时二十镇统制为张君敬舆，是镇新旧军官，主张各异，余主革命。蒋君雨岩来谈，亦力言之。乃大触旧官之忌。夜中与统制正谈，时北京日报经理朱淇亦在座。忽群兵譁入帐中，怒目跪求统制，即请除余，以安军心。移时，张君抚慰之而去。不久又一军法处长来，剑拔弩张，立叱余随出。余大声叱之曰：“余乃堂堂正正的革命党，单身来尔二十镇中，为救中国耳！汝何人？今汝将何为？余以一身当之。”移时，彼竟自出。张君曰：“事急矣！有火车，你走吧。”乃使兵拥余出，遂登车，百感交作，曼声当歌，以舒愤耳。”其诗谓：“煌煌星斗照滦州，座上嘉宾几楚囚。专想飞天皆汉帜，那知倒地尽吴钩。纡盘难泄英雄愤，水火已成新旧仇。忽迫竟为门外客，单车早待路西头。”[31]
此后，杨曾蔚冒险再次到滦州运动张绍曾，有诗《再到滦州》，谓：“再到滦州事可知，时机迅速莫迟疑。英雄常说救中国，血捨沙场是汉儿。”此后杨曾蔚不得不出逃天津，至天津阅报才知道，“清廷自廿镇统制以下，悬赏通缉，乃即隐船底，苦无行李，卧于菓中。”[32]终于到达上海。
杨曾蔚南下上海，与豫晋同乡一起推举于右任为豫、晋、秦、陇四省联军总司令。1911年11月发起成立河南北伐军支部，组织成立北伐军。12月，陆军将校团又发起成立直豫皖三省北伐军，而河南干事员则为杨曾蔚、刘基炎、曾昭文。此后河南北伐军（又称威武军）在司令张国威（豫籍，东京士官学校第六期）、副司令张鹗翎（豫籍，东京士官学校第六期）的带领下，一直开到了豫鄂交际地带，直到议和后被遣散合并。
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后，应江西都督李烈钧之邀，任都督府参谋长。1913年7月，李烈钧在江西宣布独立，举兵讨伐袁世凯，二次革命爆发。杨曾蔚参加讨袁之战。1913年9月二次革命失败后，杨曾蔚又应云南都督唐继尧之邀，赴云南任都督府参赞，并曾任云南讲武堂教官。1915年12月，李烈钧、蔡锷先后抵达昆明，12月25日，蔡锷会同唐继尧、李烈钧通电反对袁世凯称帝，组织护国军讨袁，出兵贵州、四川和两广，杨曾蔚参加讨袁护国战役。1917年7月1日，杨曾蔚参加反张勋复辟之役。他前往黄陂，与其卫队长郜晓楼相约，以200人保卫总统府，以王天纵百余名武装袭击张勋后园，夺张勋汽车，又与时任第八师营长的李捷生从夹道自北袭击张勋宅第。
壮士暮年
辛亥革命后，杨曾蔚从北京奔赴上海，直接参与军事组织工作。南北议和，民国成立初期，同盟会逐渐分化，杨曾蔚和黎元洪、蓝天蔚、孙武、宁调元、吴敬恒等，发起成立民社组织。民社仍以军人为主体，特别是参加武昌起义的师旅长，多为民社成员。民社抵制南京临时政府，拥黎拥袁的倾向性十分明显。在民初党派林立，分分合合的纵横捭阖中，民社于2月29日改组为“进步党”。其后更是于5月8日，改组合并为“共和党”。
此后的杨曾蔚或许看到军事手段并不能完全解决中国的问题，革命者的军事实力与北洋军阀也相差甚远，慢慢的也就由热血沸腾的铁血军人，激昂慷慨的军事鼓吹者，意志彷徨消沉。
宋教仁遇害后，在袁世凯的软硬兼施下，国会中国民党议员逐渐分化，1913年2月17日，孙毓筠、王芝祥、于右任、章士钊等发起成立“国事维持会”，杨曾蔚在京参加。“国事维持会”宣称“以维持大局、俾国家得抵和平统一”为宗旨。该会在许多重要问题上支持袁世凯。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刺，“国事维持会”孙毓筠、王芝祥、温寿泉、杨曾蔚等于5月9日发出“国事维持会主张隐忍迁就通电”，认为“本会发起之根本意义，盖以今日旧势力与新势力之冲突为亡国之根本，故主张调和，而绝非敷衍搪塞，主张消纳而绝不肯鲁莽决裂者，实见夫冲突之后，难免危亡。就令国家之形式无恙，而国民党之基础将从根底破坏。”故宋案之解决，“今除静候法律解决，别无方法。”呼吁南方国民党不能漠然坐视，但需要暂时隐忍迁就。[33]
但袁世凯对杨曾蔚等疑忌甚深，二次革命时，杨曾蔚与李书城、蒋作宾等在京受到军警迫害，险造不测。
在1915年9月间，当变更国体尘嚣其上之时，有张绍曾等电，赞同变更国体，多为军队将官，杨曾蔚以陆军中将衔少将，签名焉。
杨曾蔚在早期即有出家的心愿，如弱冠在明道书院求学学其间，就对佛道黄老之说有较浓厚的兴趣，此时曾有《洞仙曲》数章，在其序中谓：
岁己亥，余年弱冠，洒然有出尘之志。适城东张先生，清修多年，端然坐化，远近喧传。有友得其长短句一篇以示余……余感此，遂日披道藏，久之似有所悟。”如有诗《读《抱朴子外篇》及《神仙传》有感》谓：“人世本如梦，功名更水沤。神仙原有分，金石亦难求。莫若饮醇酒，得闲且健游。名山佳胜处，安住即浮邱。[34]
此后杨在腥风血雨，变化莫测的战乱时代，更加消沉，身心疲惫，意从佛教寻得稍许的慰藉。因长期静坐参禅，深研佛理，而患神经中枢症。“而此革命之英雄，遂成废人矣。”[35]杨曾蔚四十来岁时患上神经中枢症，1927年因旧病复发而离职，生活一度陷入困境，为生计曾卖文鬻字。李烈钧闻讯，深念旧情，常远道给予资助。三十年代，其同学黄郛（字膺白）曾任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赠金两万。杨曾蔚以此钱除治病购药，又在北平购置两处房产，无思无虑，静养度日。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返回故乡开封，仍从事笔墨生涯。1946年2月3日，病逝于开封北道门家中。
杨曾蔚去世后，开封的《中国时报》对其发病后的情况有所介绍。谓：
杨君自念此病必须静养，乃赴南海普陀山参印光大师。住山未久，又应刘君群士约，偕同姚君维藩、张君仿武等，驰赴云南为最后之努力。住二年，未得出师而返。北伐之役，杨君强为刘君秉初、孙君禹行作文。及其成功，又膺国民第三军顾问。从此落拓江湖，卖文鬻字为生。李君协和，常远道资助之。黄君膺白来平，病，入协和医院，乃召杨君来，嘱医诊之，断为神经中枢有病，宜在海滨静养。杨君无此力，听之不医也。黄君乃赠两万金。杨君除购医药外，置房两处，无思无虑，以事静养。不意日寇侵略，华北沦陷，杨君被检查，遂被监视，房产亦荡然而尽。旋被迫回汴，仍从事其笔墨生涯焉。[36]
杨曾蔚为革命多年奔走大江南北，参戎幕府并从事军事教育。今天看来，其最主要的成就，还是其文字编辑和革命鼓吹工作。杨曾蔚著有《古霞诗钞》，1934年线装铅印本，仅见上海图书馆及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收藏。
作者简介：赵长海，郑州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主要从事版本学、地方文献及中原文化研究。自藏河南文献五万余册，建立河南文献阅览室对社会开放，获得广泛好评。
杨曾蔚在振武学校二年，又到姬路山第十师团练习一年，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杨曾蔚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学生，与李根源、尹昌衡、阎锡山、唐继尧、李烈钧、程潜等均同期。此期学员系1907年6月入学，1908年11月毕业。
加入同盟会及南社
杨曾蔚是河南最早参加同盟会的首批会员，据张钫回忆：“河南同盟会于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成立于日本东京。初成立时推曾昭文为支部长。当时在日加入者有杜潜、朱奋吾、车钺、刘积学、潘印佛、杨曾蔚、刘醒吾、陈伯昂等。创办《河南》杂志，以张锺端为总经理，刘积学为总编辑，并特请周树人撰稿，共出版十期，宣传革命，影响颇大。”[4]由于《河南》杂志发文均为化名，现在可考的真实作者甚少，其在第一期上有文《民气为建立军国国家之要素》，从思想及行文风格上看，很似杨曾蔚的论著。
杨曾蔚加入同盟会，是在同盟会河南支部成立之前，其具体时间不详，但据很多人的回忆及杨曾蔚自述，当在同盟会成立之初。据李烈钧自传叙其加入同盟会：“总理选择会员，手续极为慎重，余乃承张继、张华飞、王侃三君之介绍，始得入会。余既正式加入同期会，仍继续学业。是时有武学社应运而生，创办者为振武同学杨曾蔚，河南人，亦同盟会同志，与景定成（宁梅九）交甚密”[5]杨曾蔚与李烈钧交往甚密，从其自编诗词《古霞诗钞》中即可看出，终其一生，与李烈钧吟咏唱和诗作甚多。如其与李烈钧同见黄兴后即有诗《同协和访克强归来感咏》，内有：“李子多奇谋，忼言气磊落。诚得一旅人，踏实立住脚。传檄震四方，摧敌如朽索。彼此同一心，笑言实雄略。”[6]表达其对黄兴的敬仰及慷慨激昂气概。
又据李根源自述：
密邀南北陆军同学李协和(烈钧)、孙馨远(传芳)、钟柏庵(鼎基)、陈辉圃(宏萼)、姜超六(登选)、卢子馨(香亭)、尹硕权(昌衡)、杨少石(曾蔚)、王佩卿(鉴珍)、刘炳初(洪基)、赵 济侯(康时)、乔子和(煦)，覃天泉(鎏钦)、蒲仲衡(鉴)、周樾思(荫人)、李冰臣(德瑚)、梅勋彝(卓敏)、华阆荃(世中)、杨鉴章(文恺)，周哲谋(应时)三十余人见克强先生，加入同盟会。[7]
杨曾蔚是早期南社会员中河南唯一加入者。南社是中国近现代发展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革命文化团体，宣统元年十月一日（公历1909年11月13日）成立于苏州，其发起人是柳亚子、高旭和陈去病等，南社会员主要集中在江浙、上海一带。杨曾蔚入社书编号253号，入社具体时间不详。但查入社书编号，邵元冲为256号，汪精卫为260号，景耀月（字秋陆、号太昭）为259号，而景耀月参加了1909年苏州南社成立大会，故杨曾蔚入社时间当在南社成立初期。也即在杨曾蔚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曾到北京等待选考分配工作，在赴广西编练新军之时，曾在上海逗留，当是于此期间加入南社。杨曾蔚参加南社活动记载寥寥，在《南社从刊》第十一辑中，有《忆旧游十三首》，为杨曾蔚诗作，正好刊发在汪精卫《辛亥狱中述怀》诗之前。
在杨曾蔚自己的记述中，则有1916年参加张园南社雅集的《申江春咏》，谓“南中诸友邀入南社雅集张园，摄影纪念，醉成二律。”“丙辰帝制忽起，云南起义，北京警严。禹行、秉初与余遁至申江，遇耿君鶡生诸友。余连年禅功，遭此蹉跎，误我精修。中夜不寐，嗟咏二律。”其二谓：“共和谁敢贪天功，解甲归田甘野翁。不必滇南能起义，纵使冀北也生戎。恢来体制仍民国，降得嗔痴即大雄。况是申江风月好，红尘又踏会群英。”[8]由此诗，可知杨对袁氏倒行逆施的愤慨。另外由此诗可知，杨在此以前尚参加过早期的南社雅集。
“丈夫成城团”与“武学编译社”发起人
杨曾蔚热心军事研究，留日期间，已有多篇文章发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时在振武学校的杨曾蔚加入同盟会。此后同盟会领导层在其内部成立一个核心组织，以留日学习军事人员为主体，名曰“丈夫成城团”[9]。此有盟中之盟性质，以军人为主，极为秘密，同盟会高层直接掌握，有说是黄兴亲自组建，亦有说是孙中山亲自组建，而其具体人数及姓名，则多有歧异。据参加“丈夫成城团”的李书城回忆：
黄先生以为陆军学生须在回国后掌握兵权，不可暴露革命的真面目。因此，他嘱陆军学生中的“同盟会”会员，不到“同盟会”总部往来，陆军学生的入党证也由黄先生一人独立保管。并商议由陆军同学在“同盟会”会员中选择一批坚贞可靠的同志另组一个团体，名曰“丈夫团”，以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作为团员应具的品德。据我了解，当时加入这个组织的有李根源、李烈钧、程潜、李书城、赵恒惕、黄郛、尹昌衡、黄恺元、叶荃、温寿泉、曾继梧、华世中、刘洪基、程子楷、孙方瑜、曾昭文、耿觐文、李乾璜、仇亮、杨曾蔚、陈强、孙棨、高霁、杨源浚、殷承瓛、袁华选、陈之骥、姜登选、李浚、王孝缜、何澄、王家驹等。黄先生还鼓励家有资财的同志出资捐官，俾将来获得兵权可更大更快些。……辛亥武昌起义后，在南北各省举兵响应，充任都督及军、师、旅、团长的人，多属丈夫团的同志，都是黄先生所熟知的人。因此革命军人与黄先生有特别深厚的感情，他在革命军人中具有极高的威信。[10]
丈夫团成立，作为具体组织者的杨曾蔚曾有诗《丈夫吟·并序》以志其事，谓：“留学陆军诸同志，因加以坚毅之组织，以为将来作事之根干。开会定名，黄君膺白，取孟子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三句，宜定名为丈夫团，互相淬砺。余深佩其卓识。”[11]
杨曾蔚在振武学校时已是“丈夫团”主要成员，1907年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步科，其间发起成立“武学社”，与留学军事同仁创办《武学》杂志，并任杂志编辑。对于“武学社”，《李烈钧自传》有记述，谓：
创办者为振武同学杨曾蔚，河南人，亦同盟会同志，与景定成（字梅九）交甚密。二人锐意布置河南、山西两省革命事务者。加入武学社之人物，大都北洋三杰（王士珍、冯国璋、段祺瑞）之学生，内有华世忠（字郎泉）、何子奇、杜幼泉三人，以其聪慧多谋，有北洋小三杰之称……当时之士官学生分南北两派，余因加入武学社，乃并属于北派焉。[12]
《武学》由武学编译社发行。该社由中国留日学陆军的学生所组成。杨曾蔚是发起人之一，并任杂志编辑[13]。而“武学编译社”，即杨曾蔚所发起之“武学社”。据丁守和先生考证，该刊特别名誉赞助员有留日陆海军学生监督李士锐、出使日本大臣留学生总监督李家驹、驻日公使署参赞留学生副总监督张煜全、陆军步马科监督高尔登、陆军学堂正监督曲同丰。特别义务赞助员是《云南》杂志社总经理赵伸、安徽合肥黄盛鸿。该社设总代表、总经理、总编辑各一人，书记，会计、庶务、校对各一人，各兵科科员若干人，均由社员公举。[14]
而据第一期“特别名誉赞成及职员纪念”照片，除李士锐、李家驹、张煜全外，计有：刘基炎、景斌、杨曾蔚、史瓛臣、陈陞章、孙传芳、穆恩堂、刘洪基、覃鎏钦、杨文恺、李兆纶。据出使日本大臣李家驹之《祝武学发刊序》，标注时间为“光绪戊申二月”，则此刊之筹备在此年之初即已进行。而该刊创建时之主要组成人员，如史瓛臣、陈陞章、李兆纶三人曾为日本参谋总部陆军测量学校第四期学员，此时情况不可考外，其余组成人员均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学员。
《武学》月刊于1908年5月创刊于日本东京，16开精装印刷。据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二卷）（下册）》所载，计有14期，停刊时间不详。该刊设有社说、教育、学术、海军、杂俎、传记、文苑、军事小说、调查等十二栏。其宗旨，据《武学杂志简章》称：“一、鼓吹尚武精神；一、研究兵科学问；一、详议征兵办法；一、补助军事教育；一，讨论各国军备；一、振兴海军计划。”
《武学》之创办，虽则以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生为主，但得到了清政府的嘉许和赞助。有清政府的官方背景。故杂志以研究最新武学，冀补内地军界教育所不及为宗旨。据该社缘起说：是刊乃以修业余暇，搜罗其关于军事上之新出诸书，深加酌择，抽要译出，弃短扬长，惟求实用，将以供我国研究军事者之参考，亦以征世界陆军之进步。[15]
该刊极力鼓吹军国主义，是于当时的国际及日本环境密切相关的。如该刊创刊之社说有刘基炎文章《武学发刊之意见书》，其谓：“勿论何国，皆非有至大之武力，则不足以图存……故今世国家，恒以文明对国内，以野蛮对国外。换言之，即以战争对国际，以预备战争对国内。”[16]该社尽管有清政府驻日公使等的监督，并声言不问政治，但从《武学》杂志看，仍表明了要求国家强盛的爱国主义倾向。在该刊刊首用黑体大字印有：“武学万岁!中国万岁!四万万同胞均万岁!”表明了在清末举国鼎沸的危亡时刻，希冀用“尚武图强”的思想来挽救时局的期望。
创刊号两篇祝词后，为“社说”，共计三篇文章，为刘基炎之《武学发刊之意见书》、谭鎏钦之《论近日当贵军人》、杨曾蔚之《呜呼战败后之俄罗斯》，其中杨文连载第一期、第二期，系统的分析论述了俄国战败原因。
《武学》关于军事学的研究，既包括军事教育和军事建设，也包括各科军事学术，而各科既有原则的叙述，也有战役、战例的介绍。该刊军事调查分国内和国外，均详细而具体。另外，军事小说栏还载有札记小说，杂俎栏发表方日中的《队中日记择要》，文苑栏主要是刊载诗词歌赋。大抵以列强紧逼，国家危亡，提倡尚武，血战沙场为主旨，鼓励“男儿当奋起，及时猛进勿旁徨。”颇具磅礴气势，爱国热忱。图书广告栏载有武学编译社翻译和编译的几十种军科书目，亦有参考价值。
杨曾蔚创办武学社，积极参与《武学》的编辑发行，除救国图存，颠覆清朝的实际革命需要外，均和清末留日学生受日本军国思想的深刻影响有关。而这种思想在杨曾尉身上表现得尤其突出。
杨曾蔚于1908年11月士官学校毕业，离开《武学》社回国。为考察边防军事，杨从当时的高丽国入东北，一路游历到京。途中曾有诗谓“不经关外冽寒处，那识汉唐百战兴。”[17]。当时留日学习陆军的同学返国，积聚在京侯选派遣，杨和李烈钧（字协和）、姚维藩、尹昌衡（字硕权）、唐继尧（字蓂赓）、秉初、韩凤楼（字五峰）时常聚会。1909年冬，通过京考，杨曾蔚调赴广西。杨先到保定访禹行[18]、再到上海，然后趁轮船到南京、香港，后赴桂。杨曾蔚此次广西之行，踌躇满志，路过保定访禹行时，有诗纪之。诗序有“己酉冬，京考毕，余调赴广西，并约同志廿余人同往，因过保，访禹行畅谈。”诗谓：“天冷宜醇酒，煨鸡杂豆羹。风尘三尺剑，志气九霄鹏。南国多豪杰，北方几弟兄。莫辞长夜饮，计划定完成。”[19]
此次南行广西，是受桂督张鸣岐之邀，到广西训练新军，1909年12月由上海趁轮赴桂，12月29日到达桂林，同行有日本士官毕业生孔庚、李书城、覃鎏钦、王勇公、尹昌衡等人。在桂林，杨曾蔚任广西督练公所兵备处帮办，而据其自述，身兼三职。此期间，与同盟会员覃鎏钦、尹昌衡等创办了《武学报》，吕公望为经理，希望在日本出版《武学》基础上，继续进行军事学术研究及革命宣传工作。至于《武学报》具体的内容，遍查各图书馆收藏，均未一见。此刊仅仅出版了二期，因王勇公、杨曾蔚等在广西新军中的革命活动，引起桂督张鸣岐极大恐慌，以“浮躁成性、遇事生风”[20]把这些革命志士驱逐出境。《武学报》自然也就不存在了。关于离开桂林的情况，杨有诗《自桂林北返途中作》纪之，谓：
庚戌春，因同志皆绾军职，将练新军，群众侧目。又因黄花岗影响，官场遂联名控余等为革命。余时兼三处职，遂力指为首领。余不得已，乃约硕权（引者按：即尹昌衡，字硕权）诸同志，慨然北返。途中百感交集，吟此自遣：深惜群朋一网休，慨然退去竟何求？归来漫洒英雄泪，失败宁为国士羞？落落风尘谁识我，层层陷阱虎成牛。春花发罢秋江月，且到西湖櫂小舟。[21]
此次桂林组织革命失败后，杨先返上海，后到北京继续创办刊物宣传革命并进行军事研究，在京郊恬淡自适，过起俨然隐士般的生活。其在《金台小隐》一诗的诗序中谓：“桂林各事，交与蔡君松坡。居沪乏资，陕晋同志，多居北京。余乃再到金台。有旷院数椽，辟地一畦，种菜自遣。同何君亚农，月出杂志一册。时与国风报馆诸友往来，俨如菜佣云。”[22]此处所谓同何君亚农（引者按：即何澄，字亚农）月出杂志一册，即是杨曾蔚在北京创办的军事学刊物《军华》杂志。而《国风报》，即杨之好友景梅九所主笔。而《国风报》在辛亥革命前后，俨然成为北方的同盟国的一个活动中心。
创办《军华》杂志
回到北京的杨曾蔚继续进行文字编辑和革命鼓吹工作。辛亥革命之前，杨曾蔚参与了其好友景定成（字梅九）主笔的《国风报》，并在北京创办《军华》杂志。
1911年2月，同盟会员白逾桓在北京创办《国风日报》，其主编（或主要撰稿人）为景定成，此后报馆逐渐成为在京同盟会员集中的地方。如田桐、程克、冷公剑、张友于、温楚珩等均寄宿于报社内。杨曾蔚作为景定成的老友，积极参与了《国风报》的工作。如杨曾蔚曾有诗《读景梅九诗随咏》谓：
国风报馆，势将断炊，每日梅九执报叫卖。乃向余请米，余遍顾室无长物。只一敝袍，典亦无济。忽一转顾，喜曰，得之矣。乃脱狐裘而衣敝袍。梅九既以支持，即与语曰，当君白狐裘，言论的自由云云。时值严冬，乃俱窘如此。把美酒以欢喜，对雪花而概叹，遂不觉成一律云：冽冽北风大雪寒，朝来顿觉敝袍单。半壶醇酒我能热，百两狐裘君且宽。敢笑十人同一菜，那堪再窘与双难。欢谈莫谓严冬冷，已足群朋廿日餐。[23]
《军华》月刊于1911年7月创刊，军国学社编辑发行，停刊时间未详，现仅见三期。从当时形势看，或许也就出版了三期，至辛亥革命爆发而停刊。该刊设有图画、谕旨、奏折、论说、学术、章制、调查、译丛、军要新闻、文苑等。该刊主要作者有杨曾蔚、何澄（字亚农）、寰游、翊武（即张鹗翎）、方咸五等，基本都是杨曾蔚留日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的同学。如方咸武，或即豫籍留日同学张国威（后曾任河南北伐军司令）；翊武，即张鄂翎，同为豫籍留日同学。而该刊主事者即杨曾蔚与何澄。从刊物类目设置、内容和风格看，完全继承了东京《武学》的风格，可谓一脉相承。
该刊极力鼓吹军国主义，杨曾蔚在该刊《祝军国学社之出世词》谓：“横风云于大地，震霆雨于中天。八埏有不庭之征，万国无弭兵之望。戎装世界，尊国体惟仗强权；铁血世界，能战胜即是公理。”“此非实行军国主义，绝不容建国于兹地球上者也。”“欲造军国，先造军人。能得军人，始成军国。”“强国在兵，强兵在学。”“肇我军国，基兹学社，军国学社之当然出世也。”[24]
对于此种不得不实行军国主义，铁血政策的缘由，作者更是饱蘸血泪，对中国可能遭受瓜分，亡国灭种的境况进行深刻的剖析。“况乃大局有卵累之危，恐将立地无锥。偏当列强利瓜分之急，实在贪天可厌。看朝鲜不过十年，从事已矣。向秦庭痛苦七日，亦是枉然。国亡定种灭，莫想挂顺民之旗；文丧必史灰，谁与作贰臣之传。不必殷鉴，可问华侨；谓无铁证，请看韩主。古或有四朝元老，今难当万国公奴。”[25]
面临此境，作者一再告诫警示军人，“宁大陆俱沉于海，誓毕生不共此天。所望全国军人，午夜刺锥，寅明枕戈，秣马龙堆，洗兵鱼海。天下事不足为也，东西强何屑畏哉!”“大解脱自无生死，真道德方成英雄。舍人做去，拼命干来。硬造成上马杀贼，下马布露，才终有个翻手作云、覆手为雨日。此军国学社之所以出世也。”[26]
此出世词气势磅礴，悲愤激昂。在辛亥革命前风雨飘摇的时刻，不谛是一声通彻心扉的呐喊，一篇惊顽振俗的发刊词。
在此三期刊物中，其中每期的“论说”仅见前两期，均为杨曾尉所为，即第一期的《祝军国学社之出世词》，第二期的《神圣军人论》。而其《神圣军人论》可谓辛亥前的军国思想在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文章之一。
该刊出版后，颇受军事当局的重视，陆军贵胄学堂及军界人士张绍曾、刘恩源、阎锡山等二十余人捐款支助，成为军国学社的名誉赞助员。在起首的图画中，载有军咨府大臣毓郎、陆军正副大臣廕昌、寿勋等的图像。另有冯国璋、段祺瑞等要员所赐赠相片及题词等。
作为一种军事学术杂志，该刊鼓吹军国主义、军事至上、军人神圣。该刊极为关注国防建设，对于俄国的扩张给予了高度关注，发表有《战败后之俄国近状》、《对于西北边防之研究》等文章，分析沙俄军事动向及我国西北边防的对策。另外发表了大量的军事学术论文，介绍了许多国外军事动态和军事科学技术发展的消息。如“学术栏”的《统计与军事之关系》、《战时经费筹备论》等文章，研究了经济与军事之间的关系，介绍统计学在军事学上的具体运用。《旅顺要塞战研究》，是研究旅顺要塞配备、构筑及日俄攻守战情况。该刊的“调查”及“军事要闻”两栏，主要调查介绍外国军事动态和近代军事技术发展情况。
另外杂志辟有“文苑”一栏，其第二期“文苑”则为杨曾蔚所撰写之《新拟军歌数章（并序）》。军歌分《励志》《行军》《冲锋》《奏凯》《凯旋》《真军人》《大将军》共计七首，并标明“有谱”、“另谱”字样。其序谓“唱歌一事，于国民精神大有关系。况兵以气胜，歌以齐心，语云：兵营中切不可有暮气…尤期于我帝国好男子敌忾称雄，以拨展身手于东西强国之林，而彼此对照。”[27]由此可知杨曾蔚之用心。其谱写之军歌，以弘扬爱国精神，激励士气为主，如《励志》歌谓：“少年志如虹，闻鸡起舞，晓月挂林丛。爱我祖国，西峙昆仑，南带汪洋，江河气冲东；旭日曈曈连海红，彩霞照天中，爱国精神勇。我中华代代有英雄，国旗天半飞黄龙。少年少年，圆穹勒功，二十世纪主人翁。”[28]
《军华》从1911年7月创刊，至9月出版三期后，至辛亥革命爆发而停刊。虽则仅仅出版三期，但影响甚大，其创刊号至9月份曾经再版。该刊在清末民初军事学术研究方面的开拓之功不可磨灭。
参与起义组织
辛亥革命前的杨曾蔚表面上隐居京郊，创办刊物，从事军事研究，实则积极联络同志，运动革命。对于此段辛亥革命前夕的隐居生活，杨曾蔚有诗《辛亥夏大雷雨中作》纪之，谓：“金蛇闪闪声隆隆，五百年来日又中。绝地通天听辩论，排山倒海战英雄。四驰雷声全球净，一洗尘埃万古空。归老林泉松下卧，兵书高枕不言功。”貌似归老林泉，实则静听雷声，期待五百年来日又中。实在是大战前夜的生动写照。
辛亥革命后，杨与同学景梅九先到太原，运动姚维藩起义。这是因为当时山西巡抚为陆仲琦，而陆之儿子陆光熙亦为日本士官学校学生，并一同参与编辑过《武学》[29]。而在这年的山西新军混乱的起义中，巡抚陆仲琦及儿子陆光熙同时遇害。在太原，杨赠宝刀于同学姚维藩，有纪曰：“时当初秋，余自北京赴太原，与维藩弟谈，夜深酒酣，即以宝刀赠之。”勉励其为“北方落落无几人，太原总数君第一。我来千里赠宝刀，汾水五色晋云高。一举恢复旧山河，无愧龙门盖代豪。”[30]
此后杨曾蔚参戎吴禄贞幕府，旋又赴滦州，游说张绍曾，被兵包围，后突围而逃。对于杨曾蔚运动张绍曾起义之事，其有诗及诗序详细描述其惊险过程。“辛亥八月，余年三十有二，在金台编报种菜。及南北大演习之议定，诸报馆遂推余往滦州参观军事，不觉喜吟云。沉蛰经年垦草莱，今时需尔用奇才。这回大展风雷略，晦闷中华要打开。”此后被逼出逃，有诗《自滦赴津途中感歌一首（并序）》，其诗序谓：
辛亥八月十九日，闻武汉已起义。时二十镇统制为张君敬舆，是镇新旧军官，主张各异，余主革命。蒋君雨岩来谈，亦力言之。乃大触旧官之忌。夜中与统制正谈，时北京日报经理朱淇亦在座。忽群兵譁入帐中，怒目跪求统制，即请除余，以安军心。移时，张君抚慰之而去。不久又一军法处长来，剑拔弩张，立叱余随出。余大声叱之曰：“余乃堂堂正正的革命党，单身来尔二十镇中，为救中国耳！汝何人？今汝将何为？余以一身当之。”移时，彼竟自出。张君曰：“事急矣！有火车，你走吧。”乃使兵拥余出，遂登车，百感交作，曼声当歌，以舒愤耳。”其诗谓：“煌煌星斗照滦州，座上嘉宾几楚囚。专想飞天皆汉帜，那知倒地尽吴钩。纡盘难泄英雄愤，水火已成新旧仇。忽迫竟为门外客，单车早待路西头。”[31]
此后，杨曾蔚冒险再次到滦州运动张绍曾，有诗《再到滦州》，谓：“再到滦州事可知，时机迅速莫迟疑。英雄常说救中国，血捨沙场是汉儿。”此后杨曾蔚不得不出逃天津，至天津阅报才知道，“清廷自廿镇统制以下，悬赏通缉，乃即隐船底，苦无行李，卧于菓中。”[32]终于到达上海。
杨曾蔚南下上海，与豫晋同乡一起推举于右任为豫、晋、秦、陇四省联军总司令。1911年11月发起成立河南北伐军支部，组织成立北伐军。12月，陆军将校团又发起成立直豫皖三省北伐军，而河南干事员则为杨曾蔚、刘基炎、曾昭文。此后河南北伐军（又称威武军）在司令张国威（豫籍，东京士官学校第六期）、副司令张鹗翎（豫籍，东京士官学校第六期）的带领下，一直开到了豫鄂交际地带，直到议和后被遣散合并。
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后，应江西都督李烈钧之邀，任都督府参谋长。1913年7月，李烈钧在江西宣布独立，举兵讨伐袁世凯，二次革命爆发。杨曾蔚参加讨袁之战。1913年9月二次革命失败后，杨曾蔚又应云南都督唐继尧之邀，赴云南任都督府参赞，并曾任云南讲武堂教官。1915年12月，李烈钧、蔡锷先后抵达昆明，12月25日，蔡锷会同唐继尧、李烈钧通电反对袁世凯称帝，组织护国军讨袁，出兵贵州、四川和两广，杨曾蔚参加讨袁护国战役。1917年7月1日，杨曾蔚参加反张勋复辟之役。他前往黄陂，与其卫队长郜晓楼相约，以200人保卫总统府，以王天纵百余名武装袭击张勋后园，夺张勋汽车，又与时任第八师营长的李捷生从夹道自北袭击张勋宅第。
壮士暮年
辛亥革命后，杨曾蔚从北京奔赴上海，直接参与军事组织工作。南北议和，民国成立初期，同盟会逐渐分化，杨曾蔚和黎元洪、蓝天蔚、孙武、宁调元、吴敬恒等，发起成立民社组织。民社仍以军人为主体，特别是参加武昌起义的师旅长，多为民社成员。民社抵制南京临时政府，拥黎拥袁的倾向性十分明显。在民初党派林立，分分合合的纵横捭阖中，民社于2月29日改组为“进步党”。其后更是于5月8日，改组合并为“共和党”。
此后的杨曾蔚或许看到军事手段并不能完全解决中国的问题，革命者的军事实力与北洋军阀也相差甚远，慢慢的也就由热血沸腾的铁血军人，激昂慷慨的军事鼓吹者，意志彷徨消沉。
宋教仁遇害后，在袁世凯的软硬兼施下，国会中国民党议员逐渐分化，1913年2月17日，孙毓筠、王芝祥、于右任、章士钊等发起成立“国事维持会”，杨曾蔚在京参加。“国事维持会”宣称“以维持大局、俾国家得抵和平统一”为宗旨。该会在许多重要问题上支持袁世凯。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刺，“国事维持会”孙毓筠、王芝祥、温寿泉、杨曾蔚等于5月9日发出“国事维持会主张隐忍迁就通电”，认为“本会发起之根本意义，盖以今日旧势力与新势力之冲突为亡国之根本，故主张调和，而绝非敷衍搪塞，主张消纳而绝不肯鲁莽决裂者，实见夫冲突之后，难免危亡。就令国家之形式无恙，而国民党之基础将从根底破坏。”故宋案之解决，“今除静候法律解决，别无方法。”呼吁南方国民党不能漠然坐视，但需要暂时隐忍迁就。[33]
但袁世凯对杨曾蔚等疑忌甚深，二次革命时，杨曾蔚与李书城、蒋作宾等在京受到军警迫害，险造不测。
在1915年9月间，当变更国体尘嚣其上之时，有张绍曾等电，赞同变更国体，多为军队将官，杨曾蔚以陆军中将衔少将，签名焉。
杨曾蔚在早期即有出家的心愿，如弱冠在明道书院求学学其间，就对佛道黄老之说有较浓厚的兴趣，此时曾有《洞仙曲》数章，在其序中谓：
岁己亥，余年弱冠，洒然有出尘之志。适城东张先生，清修多年，端然坐化，远近喧传。有友得其长短句一篇以示余……余感此，遂日披道藏，久之似有所悟。”如有诗《读《抱朴子外篇》及《神仙传》有感》谓：“人世本如梦，功名更水沤。神仙原有分，金石亦难求。莫若饮醇酒，得闲且健游。名山佳胜处，安住即浮邱。[34]
此后杨在腥风血雨，变化莫测的战乱时代，更加消沉，身心疲惫，意从佛教寻得稍许的慰藉。因长期静坐参禅，深研佛理，而患神经中枢症。“而此革命之英雄，遂成废人矣。”[35]杨曾蔚四十来岁时患上神经中枢症，1927年因旧病复发而离职，生活一度陷入困境，为生计曾卖文鬻字。李烈钧闻讯，深念旧情，常远道给予资助。三十年代，其同学黄郛（字膺白）曾任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赠金两万。杨曾蔚以此钱除治病购药，又在北平购置两处房产，无思无虑，静养度日。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返回故乡开封，仍从事笔墨生涯。1946年2月3日，病逝于开封北道门家中。
杨曾蔚去世后，开封的《中国时报》对其发病后的情况有所介绍。谓：
杨君自念此病必须静养，乃赴南海普陀山参印光大师。住山未久，又应刘君群士约，偕同姚君维藩、张君仿武等，驰赴云南为最后之努力。住二年，未得出师而返。北伐之役，杨君强为刘君秉初、孙君禹行作文。及其成功，又膺国民第三军顾问。从此落拓江湖，卖文鬻字为生。李君协和，常远道资助之。黄君膺白来平，病，入协和医院，乃召杨君来，嘱医诊之，断为神经中枢有病，宜在海滨静养。杨君无此力，听之不医也。黄君乃赠两万金。杨君除购医药外，置房两处，无思无虑，以事静养。不意日寇侵略，华北沦陷，杨君被检查，遂被监视，房产亦荡然而尽。旋被迫回汴，仍从事其笔墨生涯焉。[36]
杨曾蔚为革命多年奔走大江南北，参戎幕府并从事军事教育。今天看来，其最主要的成就，还是其文字编辑和革命鼓吹工作。杨曾蔚著有《古霞诗钞》，1934年线装铅印本，仅见上海图书馆及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收藏。
作者简介：赵长海，郑州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主要从事版本学、地方文献及中原文化研究。自藏河南文献五万余册，建立河南文献阅览室对社会开放，获得广泛好评。
[1] 杨曾蔚：《古霞诗钞》卷一，1934年自印本，第5页。
[2] 杨曾蔚诗词中曾自述其于1902年经北京练兵处考选赴日本学习军事，诸多杨曾蔚传记则说其于1905年赴日本留学。均不确，参考同期40人留学日本的经历和时间，当为1904年从天津启程，乘坐日本“大智丸”号赴日本东京。而1902年杨曾蔚到北京，或当是赴保定北洋行营将弁学堂学习。
[3] 东京振武学校，是一所专为中国陆军留学生开办的预科军事学校，为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所属。程潜、黄郛、闫锡山及后来的蒋介石等均是先入振武学校，后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的。
[4] 张钫：《我所知道的河南辛亥革命》，载《河南文史资料》第6辑，第37页.
[5] 李烈钧：《李烈钧将军自传》（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台湾：文海出版社1944年08月，第6页。
[6] 杨曾蔚：《古霞诗钞》卷一，1934年自印本，第10页。
[7] 李根源：《雪生年录》卷一，光绪三十二年，丙午。
[8] 杨曾蔚：《古霞诗钞》卷一，1934年自印本，第23-24页。
[9] 有关“丈夫团”的组织说法甚多，有名之曰“铁血丈夫团”、“丈夫成城团”等。但其主要人员，如黄郛、杨曾蔚、阎锡山、李烈钧、唐继尧、曾昭文、李乾璜等，均是1904年入日本振武学校学习军事的，而振武学校原名成城学校。故“丈夫成城团”名字亦和此学校名字相关，而其主体成员则是振武学校的中国留学生，而非陆军士官学校学生。
[10] 李书城：《辛亥革命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湖南省政协文史委 长沙市政协文史委合编《忆黄兴》，岳麓书社1997年07月版，第79-80页。
[11] 杨曾蔚：《古霞诗钞》卷一，1934年自印本，第11页。
[12] 李烈钧 胡汉民等著《党人三督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75-76页。
[13] 据留学日本的陈伯昂所撰《杨曾蔚简历》（载《河南文史资料》第六辑，第182页）：“1904年到日本，能写文章。所撰鼓吹革命论文，各杂志刊登甚多。任过东京《武学》杂志编辑。”
[14] 此段介绍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文化史研究室 丁守和《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第1版。
[15]《武学编泽社缘起及简章》，《武学》1908年第2期。
[16] 刘基炎：《武学发刊之意见书》，《武学》1908年第1期，第2-3页。
[17] 杨曾蔚：《古霞诗钞》卷一，1934年自印本，第12页。
[18] 孙岳字禹行，河北高阳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1907年入北京陆军大学，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后，曾与杨曾蔚等参与谋划滦州起义。
[19] 杨曾蔚：《古霞诗钞》卷一，1934年自印本，第13页。
[20] 耿毅.辛亥革命时期的广西.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四期，第92页.
[21] 杨曾蔚：《古霞诗钞》卷一，1934年自印本，第15-16页。
[22] 杨曾蔚：《古霞诗钞》卷一，1934年自印本，第16页。
[23] 杨曾蔚：《古霞诗钞》卷一，1934年自印本，第16-17页。
[24] 杨曾蔚：《祝军国学社出世词》，载《军华》第一期，1911年7月，第10-13页。
[25] 杨曾蔚：《祝军国学社出世词》，载《军华》第一期，1911年7月，第10-13页。
[26] 杨曾蔚：《祝军国学社出世词》，载《军华》第一期，1911年7月，第10-13页。
[27] 杨曾蔚：《新拟军歌数章（并序）》，载《军华》第二期，1911年8月，第60页。
[28] 杨曾蔚：《新拟军歌数章（并序）·励志》，载《军华》第二期，1911年8月，第61页。
[29] 据《中国近代期刊篇目索引》第2407页，对《武学》的介绍，《武学》第一至第九期编辑兼发行者为陆光熙和方日中。
[30] 杨曾蔚：《古霞诗钞》卷一，1934年自印本，第17页。
[31] 杨曾蔚：《古霞诗钞》卷一，1934年自印本，第18页。
[32] 杨曾蔚：《古霞诗钞》卷一，1934年自印本，第18页。
[33] 国事维持会主张隐忍迁就通电（1913年5月9日），载《国报》1913年5月19日。
[34] 杨曾蔚：《古霞诗钞》卷一，1934年自印本，第3页。
[35] 杨古霞传.载开封《中国时报》1946年2月11日第1版，《河南史料》专栏。
[36] 《杨古霞传》，载开封《中国时报》1946年2月11日第1版，《河南史料》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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