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理治同志最后的三年

晚年朱理治

　　朱理治同志从1975年初遵照中央命令来到河北工作，至1977年5月任省革委会副主任，1978年4月9日与世长辞，在河北工作了整整三年。这是朱理治同志一生中最后的三年，也是他为党为人民鞠躬尽瘁、勤恳工作的三年。由于我们在他身边，担任他的秘书和司机，因此这三年也是我们向他学习、大有长进的三年。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一个革命领导干部的崇高形象。他的一言一行，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使我们懂得了对党应该如何忠心耿耿、对人民群众应该如何满腔热忱，也使我们学到了如何正确对待成绩和不足、困难和挫折。他虽然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的高贵思想品德，他的不朽业绩，却永远为我们所怀念。

　　（一）

　　朱理治同志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他早年曾受党内路线斗争之苦，后来又遭受十年浩劫之害，长期受压挨整，备受折磨。在那场史无前例的灾难中能幸存下来，他是多么想利用剩下的有生之年，为党为人民的事业争分夺秒，发挥自己的余热残光啊。他是1927年的老党员，按他的资历和贡献，在京城安度晚年，享享清福，是满有资格和条件的。但他壮心不已，不忍停步歇肩，仍在古稀之年，服从组织分配，再一次跨上征途，只身一人，急匆匆来到了河北工作。

　　人要工作，是需要有一个舒畅顺心的环境和合理的工作条件的，但朱理治同志在河北的几年里，却一直受着不公正的待遇，长期不给安排工作，长期不明确职务。朱理治同志面对这种情况，不卑不亢，不套近乎，不拉关系，该怎么就怎么。对朱理治同志在政治和生活等方面常常得不到公正待遇和应有照顾。有时我们看着太不像话，就去交涉，去争取，虽然问题也能解决一点，但始终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比如，朱理治同志看文件，只发给他县团级的；坐车，是别人替换下来的旧车；夏天去北戴河开会，安排住的是最次的小楼。就因为朱理治同志没有头衔，毛主席逝世时，机关大院列队悼念，他竟被安排在办公厅秘书长之列，人们对此议论纷纷。好不容易到了“四人帮”被打倒，朱理治同志被任命为省革委会副主任，但名次却被排在了几个造反起家、不学无术的“三种人”之后。更可气的是，这几个人还能列席省委常委会，而朱理治同志这位“文化大革命”之前堂堂正正的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却连边也沾不上。

　　对于这种不公正的待遇，朱理治同志从不计较。但一个人再豁达，也很难经得住这样的对待。所以，人们普遍认为，朱理治同志在1977年底身患肝癌，与他长期心情郁闷愤懑，不能说一点关系没有。对于朱理治同志这种处境，善良正派的人们都深表同情。他孤零一人住在办公室里，为了不至于使他过于清冷，并防止有什么意外发生，我们常陪他一块散步、聊天，帮他料理一些生活上的事。为此，我们也常住在机关。久而久之，我们形成了一个“三人小组”，一起度过了一个个日日夜夜。在朱理治同志病危时，陈云、王震、余秋里、陈慕华、胡乔木、季方、程子华等许多中央领导同志闻讯后都赶到北京医院探望，我们也三天两头向省委告急。

　　（二）

　　一个人想工作而不给工作，有能力而不被重用，是令人苦恼，也是令人气愤的。有的同志对朱理治同志说：“你既然没个职务，又高龄了，不如回北京养养算了。”他不以为然地说：“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当官的。”1976年7月到承德调研，一位老熟人半开玩笑地对他说：“常言道，在其位谋其政。到现在也没给你个头衔，怎么抓工作？”朱理治同志回答：“我不在其位，也要谋其政，也要工作。”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不图名利地位，完全凭着一股革命激情，以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拼着老命干工作。他一到省里，便以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精神，学习理论，钻研业务，开展工作，不知疲倦地翻材料，听汇报。不分配他工作，他就自己找工作，下乡了解情况，搞调查研究。那几年，他不仅通读了不少马列原著和毛主席著作，还翻看了不少国外有关经济的文章和科技资料。那时虽然只让他协助别人管工交口里边的农业机械化这么一点点工作，但就是这点工作，朱理治同志也把它当成神圣的任务，尽职尽责，任劳任怨，一门心思扑在上面。他有很丰富的金融工作经验，又有充沛的精力和很好的记忆力。他让我们找来大批有关资料，没日没夜地翻看，多次找人谈话，了解情况，征求意见，经常不断地深入城乡搞调查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老了，要骑快马，还要紧加鞭，趁腿脚还利索，多跑跑，多干点事。”

　　那时，朱理治同志没有职务，就以“朱老”的身份到处奔波。据我们粗略回忆，三年中，他共下乡370多天，听取了近60个地、市、县委的汇报，参观考察了二百五六十个工矿、企业和四五十个农村生产队，察看了十多个水库、洼淀，可以说走遍了河北所有地区和大部分县。他不顾高龄，跑长途，爬高山，登高炉，看焦厂，钻山洞，下农田，1976年，他甚至深入到唐山吕家垞煤矿井下调查，看望下井工人。他从勘探设计到建矿、开采、粉碎、洗选、冶炼、轧材等每项流程，都认真考察，并与国内外的先进技术和效益水平进行对比。他提出的很多意见都被省革委所采纳，直到现在看来还是正确的。1977年12月，他又不顾长途劳顿，前往济南出席第三次全国农机化会议，到烟台、潍坊、泰安等地参观学习。就是在那次会议期间，他被检查出患了肝癌，而且已经到了晚期。但他即使住在医院里，还在关心河北的农机化工作。人们都说，朱理治同志为河北的冶金工业和农业机械化发展真是操碎了心，出尽了力，今天河北经济的繁荣，有他的一份心血。

　　一般来说，人在顺风走运时，位高人敬，百事百通，干工作是比较容易的。但对一个年近70的人，别离妻儿老小，又处在那种不公平的环境中，还能这样尽心尽力地工作，这需要何等宽阔的胸怀和高尚的思想境界呀！这确实是一般人不容易办得到的，但朱理治同志办到了。他不愧是真正的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三）

　　朱理治同志党性坚强，作风正派，为人处事光明磊落，旗帜鲜明，不回避问题，也不隐讳自己的观点，更不看风跟人，阿谀奉承，随声附和。他来河北时，正是邓小平同志出来主持中央工作、大抓整顿的时候。对此，他在思想上有着强烈共鸣，也以急切的心情抓管理，抓整顿。但时隔不久，“四人帮”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批判所谓“三株大毒草”。对此，他很气愤。有一天，他把周建新叫到办公室，情绪激昂地指着印发材料上的一段话说：“小平同志这三篇文章我看了几遍，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对的，没什么可批的。说这是三株大毒草，我看是三朵鲜花。上边让咱们批，不管他，咱们下乡转去。”此后，他带我们上山下乡，一去就是一两个月。在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阶段，我们基本在下边活动，一直搞河北的农机化调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