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理治同志为建设东北解放战争隐蔽后方所作的贡献(2)

　　（三）向朝方求援和采购作战物资。

　　过去，朝鲜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的跳板，也是日本侵略军的军火库，朝鲜解放后留下了不少战备物资。两年多来，我们先后从朝鲜接运了2000多车皮的作战物资，把日本人留下的陈货基本上搬完了。其中有的是无代价支援我们的，有的是通过物资交流取得的。在请求朝鲜政府支援的作战物资中，第一批是朱理治同志向金日成同志要的12个车皮，第二批是刘亚楼同志要的24个车皮，第三批是朱瑞同志要的110个车皮，第四批多达600到800车皮。这些物资都是金日成同志和朝鲜劳动党中央的几位领导同志答应无偿赠与和无代价帮助我们装运的。不仅如此，当时金日成同志还主动的出主意想办法帮助我们向苏军要东西。例如，第五批“礼品”就是他主动地提醒朱理治同志去请求苏军支援的。在采购和交换的物资中，还有不少从南浦装船经大连转运到了山东解放区，对支援山东以至华东解放战争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四）建立和发展中朝两党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关系。

　　两年来，朱理治与朝鲜党和政府的领导人本着友好合作、平等互利的原则充分协商，使鸭绿江共同航行、中国使用水丰电厂电力以及两国通邮通电等问题，获得了圆满解决，先后签订了二十几个协定。双方物资的互通有无和互相支援，主要体现在一年一度的贸易协定上。朝鲜供应我方的物资，除无烟煤、水产品和民用产品外，主要是与军用有关的硫酸、硝酸、甘油炸药和苦味炸药等，东北供应朝鲜的物资主要是粮食、烟煤和民用产品。对待过去一年一度的商务谈判，双方都很认真，有时李富春同志还亲自去平壤领导谈判，拍板定案。

　　（五）协同朝鲜劳动党做华侨工作。

　　做华侨工作，是朝鲜劳动党中央正式向我们提出来的。东北局对此很重视，于1946年下半年和1947年上半年，先后派遣了几批干部去朝鲜专做华侨工作。为了加强领导，经朝方与朱理治同志商量，决定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和道党委设立侨务委员会，由劳动党的有关负责同志担任侨委会主任，中国同志任秘书长，负责领导华侨工作；并决定在平壤成立华侨联合总会，在华侨比较多的道和郡成立华侨联合会分会，以取代国民党的旧中华商会。总会和道委员会的主要领导干部都是中国同志。例如，丁雪松1946年冬任朝鲜劳动党中央侨务委员会秘书长，1948年上半年任华侨联合总会委员长。1946年11月华侨联合总会成立时，王静野任总会委员长，王斐任秘书长兼组织部长，彭光涵任宣传部长，宫和轩兼任镇南浦分会委员长，夏秀峰任黄海道分会委员长。

　　当时北朝鲜有华侨2万多人，以种菜和开饭馆为业。由于长期受日本军国主义统治和旧中国的影响，华侨，特别是少数上层人物的思想情况很复杂，一方面对朝鲜人民有较深的民族偏见和隔阂；另一方面对中国共产党存有戒心，对共产党能否战胜国民党怀疑，“正统”观念很深。把这些华侨群众争取过来，无论对朝鲜的社会主义建设，还是对支援我国解放战争，都是很重要的。

　　华侨联合会成立后做了大量工作，如举办华侨报纸和华语广播，创办华侨中学和恢复发展华侨小学，举办华侨积极分子训练班和教师训练班，搞土地改革，组织华侨慰问参观团到东北解放区进行慰问和参观学习，组织华侨宣传队演唱革命歌曲和新型话剧，从国内运粮食救济华侨等等。通过以上各种工作，广大华侨的政治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使国民党在华侨中占绝对优势的态势，转变了我们占绝对优势；华侨和朝鲜人民的关系得到了改善；大多数华侨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积极支援祖国的解放战争。例如，1947年朝鲜支援山东的几百吨炸药运抵南浦港后，就是从华侨中挑选可靠的青年负责警卫和装卸的。以后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有不少华侨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当向导和翻译，有的还参加了志愿军。还有不少华侨积极分子回了国，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的当上了国家机关干部。

　　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了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而派驻国外的临时代表机构。办事处在执行任务期间，北朝鲜成立了临时政府，1948年又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那时候新中国还没有诞生，中朝双方还不可能建立国与国之间的正式外交关系。但是，办事处执行的任务实际上涉及广泛的属于国家之间的外交事务。这样的机构和使命，在我党的历史上既没有先例，也没有经验，而国内当时忙于打仗，也不可能制订一套系统的外交政策和原则。所以，办事处的活动是边工作，边总结经验，是在摸索中前进的。

　　办事处执行任务，办理交涉，需要与朝鲜政府有关部门和地方广泛接触。由于是两党两国之间的事务，各自的处境又不同，难免遇到各种分歧与波折。但是，我方因战争需要有求于朝鲜，只要是力所能及的，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和曲折，在金日成同志和朝鲜劳动党其他领导同志的关怀和支持下，一般地最终都得到了圆满的解决。正如金日成同志1947年上半年给东北局主要领导同志的一封信中曾经说过的，双方的关系是亲密无间的，我们要做的事他总是尽力帮助的。金日成同志一次在接见我方求援的同志时也曾指出：“中国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事情。”事实也确是如此。以金日成为首的劳动党的国际主义原则立场与兄弟般的友好合作精神是始终如一的，这是办事处能够履行其使命的最基本条件。当时，苏联驻军和朝鲜政府工作的苏联顾问也给了我们多方面的国际主义支援，帮助我们解决了不少紧急而又困难的问题，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所有这些都应当载入史册，永志不忘！

　　根据东北局的指示精神，朱理治在领导办事处处理中朝两党、两国关系时，所奉行的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就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与朝鲜同志亲密团结，合作互助，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在这个总的指导思想下，办事处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与朝鲜同志共事的五个行动准则。

　　（一）尊重朝鲜的独立和主权，防止大国沙文主义，这是我方处理与朝鲜关系的第一位的原则问题。朝鲜人民在帝国主义长期统治下获得解放，在苏军驻守和国际条约约束下，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处境比较复杂和困难。而我们是大党大国，又处于战争环境，解放战争初期进入北朝鲜的我方人员来自四面八方，没有建立起统一的组织与领导，思想认识很不一致。当时已经出现了两种错误倾向的苗头：一种倾向是内外不分，把北朝鲜视同中国的解放区，不尊重朝鲜的独立和主权，不照顾人家的处境困难，在边界上进行撤退和转移行动时，不愿以合法的隐蔽方式进行工作。有的同志进入朝鲜境内，不尊重朝鲜地方干部，不注意遵守朝方的法令制度和必要的礼节等等。另一种倾向是把我方与北朝鲜的关系看作是单纯外交关系，甚至抹杀了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国家外交关系的原则区别，不愿主动搞好团结，甚至轻率、急躁，动不动就闹决裂。这两种错误思想表现，在当时已经产生了一些不良影响。朱理治同志一开始就着重抓了这方面的思想教育，及时发现，及时纠正，严格要求，防微杜渐。这是办事处能够比较顺利地完成任务，建立和发展中朝双方友好合作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体谅朝鲜处境困难，遇事耐心协商，多做工作。朱理治同志经常告诫我们，朝鲜从日本几十年的殖民统治下刚刚获得解放，是一个新兴的国家，除了有国际条约的约束，还由于其党政干部来自各方面，不够协调统一，加上物质条件也十分困难，因此，在办理交涉中，难免发生一些意见分歧和争议，正确的态度只能是耐心协商，多做工作，促进彼此的了解，寻求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不体谅朝方的困难，轻率急躁，甚至闹决裂，只能把事情搞坏。有些紧急任务，下边谈判如一时达不成协议，朱理治便直接找朝鲜党政高层领导协商，既不使双方关系受到影响，又能使问题得到解决。

　　（三）团结互助，平等互利。国际主义的革命援助与经济往来要平等互利的原则是并行不悖的。兄弟国家之间的经济往来，必须遵循平等互利的原则，我们争取朝鲜的帮助，也要尽可能照顾对方的利益。只有照顾到对方的利益，才能比较顺利地取得对方的帮助。在某些特殊场合，为了照顾全局的紧急任务的完成，在局部利益上更不必多所计较。例如，为了保持图们至罗津这个重要路线的运输畅通，东北局指示“一切要以保持图们至罗津通道为最高原则。为了使此路运输畅通，在运费、码头问题则不必过于争执。”朱理治坚决执行了这一指示。根据当时的情况，这样处理是完全必要的。

　　（四）两国之间的外交事务和经济往来，尽可能以协定形式确定下来，以利信守。朱理治同志很重视这项工作。两年多期间，我方与北朝鲜政府共签订各种协议或合同20余项，执行情况一般都比较好，很少发生争议。而在有些事情上，如使用朝方罗津码头，因事先未签协议，中途发生争议，导致从图们到罗津通道接连两次发生停运事故，造成了损失，也影响双方的关系。

　　（五）统一组织与领导，克服分散现象。健全组织领导，是实现外交使命的重要组织保证。办事处组建初期，东北和关内解放区的许多地方和单位的人员大量拥进北朝鲜，部门林立，各搞一套，都派人找金日成同志或朝鲜其他领导同志，使朝鲜同志穷于应付，无所适从。一位朝鲜领导同志接见我方人员时说，我不管你是南满的还是北满的，山东的还是吉林的，我只知道你们是中国共产党的。这很能说明当时问题的严重性。组织上分散，认识上更难一致。例如，朝鲜党要求我方帮助做华侨工作，得到东北局的重视与支持。而当时来自南满的个别同志却不赞成，说什么“中央的决定中没有华侨工作这一条”。由于我们内部意见不统一，影响到一部分来自南满的干部也不安心于华侨工作。东北局很快纠正了这种分散现象，决定对北朝鲜的一切外交事务，由平壤办事处负责，对各个解放区派驻朝鲜的代表和机构，进行整顿，由平壤办事处统一领导，并委派朱理治为东北局驻朝鲜的全权代表，统一负责领导对北朝鲜的外事工作。从此以后，对朝外事工作的统一领导、统一政策和统一行动，也成为办事处工作的一项共同守则了。

　　遵循以上这些原则，办事处胜利地完成了她的使命。我们在办事处工作过并至今还活着的几位同志，每当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都为一生中能有这一段经历而感到自豪；同时也深切地怀念办事处的领导人朱理治同志。朱理治受东北局委托，领导我们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中央和东北局制定的方针和战略意图，为了完成这一特定的历史使命，为了维护和增强中朝两党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与合作，为了争取东北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他呕心沥血，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我们怀着欣慰的心情，写下这篇回忆文章，以表达对朱理治同志的崇敬和怀念之情。

　　(此文原载《辽沈决战》上卷（人民出版社），收入本书时作者作了一些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