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理治同志为建设东北解放战争隐蔽后方所作的贡献

1946年秋，朱理治（左四）与萧劲光（左五）等人赴朝鲜平壤组建中共中央东北局驻北朝鲜办事处时的合影

　　在东北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东北局派出驻北朝鲜办事处，在朱理治的领导下，曾经执行一项特殊的使命——争取北朝鲜作为变相的隐蔽的后方，支援南满作战。

　　1945年底，国民党军队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从海陆空三路向我东北解放区大举进犯，很快占领了山海关到锦州一线，并继续集结部队，沿中长铁路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切断了我沟通南北的铁路干线，又先后占领了沈阳至长春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附近地区。东北的战斗非常艰苦、激烈，我们的处境十分困难。

　　东北东邻北朝鲜，从丹东到图们的对岸是北朝鲜的新义州到南阳，一水相隔。两国边界长达800公里，水路交通紧密相连。在东北交通要道被阻隔的情势下，北朝鲜便是沟通南满与北满、关内与关外的主要走廊。利用友好邻邦这个地理条件，对于取得东北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无疑是非常必要的。当时，朝鲜被分割成南北两半部。北朝鲜是从日本军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下刚刚获得解放的新兴国家，处于开创时期。我东北解放战争取得胜利，将使北朝鲜摆脱西部边境的威胁，取得一个和平安定的边界，对于朝鲜恢复发展经济，建设新的国家和实现祖国统一都是有利的，这也是朝鲜党和人民的真诚愿望。

　　根据这些主客观条件和形势发展的需要，1946年6月，东北局正确地确定了争取“以北朝鲜为变相的隐蔽后方来支援南满作战”的方针，并指派朱理治和肖劲光于当年7月赶赴朝鲜，在朝鲜平壤组建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肖劲光于9月回国，朱理治留在平壤，担任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驻朝鲜全权代表，并负责领导办事处的工作。

　　办事处的主要任务是，第一，做好伤病员的撤退、安置和战略物资的转移工作；第二，借朝鲜作走廊，沟通南北满以及大连和其他根据地的物资交流，输送人员过境；第三，向朝鲜求援和采购作战物资；第四，发展中朝两党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关系，促进经济贸易往来；第五，协同朝鲜劳动党做华侨工作。

　　当时，考虑到有苏美共同委员会的存在，并有雅尔塔协定的约束，办事处活动须采取隐蔽与公开相结合的形式，决定对内称“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对外公开称“平壤利民公司”。地址设在平壤大同江西岸钗贯里一○四番地。办事处下设秘书、商务、运输、会计和总务等职能机构，负责办理日常工作，并设有电台，保持与国内的经常联系。先后在办事处担任过主要领导工作的有：文士桢、李思敬、周力、李泮明、李景天、倪蔚庭等。齐光、倪振、黄友年、杨振荣、李文和、黄林、白玉洪等分管秘书、商务、运输、机要、会计和总务工作。当时担任朝文和俄文翻译的有姜龙球、余在铉、丁盛烈和刘毓泉等。为适应当时工作发展的需要，我们在朝鲜境内的主要交通要道和重要港口城镇南浦，新义州、满浦和罗津设置了四个分办事处，对外称“平壤利民公司某某分公司”。各办事处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都是从国内各根据地抽调的。平壤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不到100人，分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根据工作量的大小配备，其中罗津办事处有干部百余人，装卸工人500多，是分办事处中人员最多的一个。平壤办事处及其分支机构的任务和职能基本相同，但由于所处地理位置不同，工作又各有侧重。例如，关内（包括大连转运）的过境人员和物资大部集中在南浦；伤病员及战略物资的转移以及沟通南北满的运输任务，主要集中在新义州和满浦；粮食、食盐、布匹和煤炭的运输任务以及部分过境人员主要集中在罗津；主要的涉外事务和商务谈判，则基本上集中在平壤。

　　办事处的建立，是东北解放战争中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它对于我坚持南满对敌斗争，坚决有效地粉碎国民党对我东北解放区的进攻，从而取得解放全东北的伟大胜利，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对华东、华北的解放战争，乃至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办事处从1946年7月正式建立到1948年9月结束，历时共两年三个月。在完成了东北局所交付的任务后，朱理治奉命于1948年10月带领部分同志回国。留驻朝鲜的同志，又奉命于1948年10月在原办事处的基础上，组建了东北行政委员会驻朝鲜商业代表团。1950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馆成立，商业代表团撤销，大多数同志调回国内，少数同志（包括翻译）留在了大使馆工作。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办事处在朱理治同志的领导下，同朝鲜的党政领导人及有关主管部门进行了大量的频繁的往来和交涉，圆满完成了东北局交付的任务。归纳起来，主要有五个方面：

　　（一）完成了伤病员的安置和战略物资的转移工作。

　　1946年6月，东北局根据当时的形势发展，预计到安东、通化难于保持，故提出了依靠北朝鲜作隐蔽后方支援南满作战的方针。总的来说，东北局的这一战略目的实现了。在国民党军队进攻南满，我安东、通化撤退时，先后曾有18万余伤病员、家属和后勤人员撤到了朝鲜境内；有85％的战略物资转移到了鸭绿江以东。这些伤病员和后勤人员撤到朝鲜后，中间虽经多次精简，但直到安东、通化收复前仍有5000多人，到1947年6月还有2000多人留在朝鲜境内。按北朝鲜当时的条件和处境，这么多的伤病员长期分住在老百姓家里，是很不容易的。朝鲜党的领导人和政府为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克服了种种困难。当时，北朝鲜在政治上有国际舆论的压力，在经济上吃的、穿的、用的都很匮乏。虽曾一度提出要我方将轻伤病员送回国内，将重伤病员留住朝鲜医院，但当了解到我方确有实际困难时，便勉为其难，毅然决定将伤病员全部安置在朝鲜。安东、通化撤退后，我方转移到朝鲜境内的战略物资多达2万余吨。为避免暴露目标，朝方政府动员了沿江的大批劳动党员出来肩挑人扛，从江边转移到隐蔽地点存放。后来安东、通化收复，这些物资又几乎完整无缺的运回了南满。

　　（二）完成了物资转运和过境人员的输送任务。

　　1946年6月，国民党占领了中长铁路沈阳至长春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东北局鉴于北满的粮食、煤炭，大连的食盐、布匹和其他工业品，包括医药、医疗器械和工业原材料等，如果不能打开通路，互相交流，将使东北解放区的整个经济陷入困境，对战争中的后勤补给也将带来严重困难，所以，及时提出了借道北朝鲜，开辟水陆运输通道，解决物资转运和物资交流的设想。这个设想通过朱理治和办事处全体同志的努力，可以说基本上实现了。据不完全统计，过境物资仅1947年的头7个月就达21万吨。1948年，全年转运多达3009万吨。另外，还完成了南北满之间通过北朝鲜进行人员往来的任务。仅1946年下半年，通过北朝鲜的过境人员就有18批计3000人；国民党184师海城起义后的官兵，也是路过朝鲜去北满整编的；1947年春由安东去辑安2000人，由大连去临江3000人，由大连去北满干部2000余人。总计九个月以来，经朝鲜过境者不少于1万人，辽东地区随来随往的人尚不计在内。1948年，通过图们—南阳口岸过境人员8685人，加上其他口岸也不下万人。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当时有不少民主党派、无党派和海外华侨的代表人物，也是取道香港、北朝鲜转哈尔滨的，其中知名人士有李济深、沈钧儒、张澜、马叙伦、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等几十人。至于因事途经朝鲜的我党领导同志，如陈云、李富春、朱瑞、刘亚楼、肖华、张爱萍、韩先楚、周保中、李延禄、冯仲云、蔡畅、李立三、伍修权、滕代远、韩光、欧阳钦、何长工、杜平、李一氓、吕东、于若木等，就更多了。

　　为了顺利完成物资转运和接送人员过境任务，朱理治领导我们在朝鲜开辟的水路交通线路主要有四条：一条是从安东经新义州、南阳到图们，一条是从通化经辑安、满浦到图们。这两条陆上交通线，是贯穿朝鲜北半部，沟通当时被战争分割的南满与北满的重要走廊。另外两条分别为大连到南浦、大连到罗津的海上运输线。北朝鲜的南浦和罗津都是不冻港，港口码头与铁路相连，装卸转运十分方便。从大连装船抵南浦或罗津港，再连结陆上运输，可直达北满，是沟通关内与关外，大连与北满的主要通道。从东北南运粮食和煤炭，从大连北运食盐、布匹和其他工业品以及国内外的过境人员，大多数都是经南浦或罗津转运北满 的。1947年陈家康同志去布拉格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就是由大连经南浦到哈尔滨取道莫斯科前往的。这说明，这条走廊也是我国与国际联系的一条重要通道。

　　为充分利用上述水路交通运输条件，更好地完成物资转运任务，1946年9月，朱理治根据东北局副书记陈云的指示，与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签订了物资联运协定。在以后的两年多时间里，绝大部分物资都是依照协定条款运输，交了运费和税金的。但也有一部分物资，因情况紧急未按协定条款运输。其中有的是用北朝鲜人民委员会的名义要的车皮，未付运费；有的是每吨公里只交付两角现款未交税金。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有时为了紧急运输，朝鲜政府不惜停止自己的客运，而为我们装运急用物资。为了帮助我们完成上述运输任务，这个期间平安北道劳动党副委员会占用了他的全部工作时间，朝鲜人民委员会内务相占用了他相当多的工作时间，这种国际主义的精神是我们永远难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