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朱理治同志领导陕甘宁边区银行的岁月

辛亥革命网 2017-06-12 16:13 来源:纪念朱理治文集 作者:阎子祥 杨万胜 江围 查看:

朱理治同志是陕甘宁边区银行的第二任行长,他的任期从1941年3月起至1942年10月止,还不到两年,但他却为边区的金融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41年11月7日,朱理治(第三排左起第20人)出席陕甘宁边去银行正式开业暨大楼落成典礼时的合影

  朱理治同志是陕甘宁边区银行的第二任行长,他的任期从1941年3月起至1942年10月止,还不到两年,但他却为边区的金融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半个世纪过去了,不仅他的金融论著还在闪烁着灿烂的光辉,而且他那鞠躬尽瘁、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也仍然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做为朱理治的老部下,当我们回顾他领导银行的事迹时,不能不为我们党早已在金融理论问题达到如此高的认识水平和拥有这样好的革命金融家而感到自豪。大家一致认为,朱理治行长领导的那段时期,是边区银行的黄金时代。

  (一)

  陕甘宁边区当年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是各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但又是一个十分贫穷和落后的地方。抗日战争初期,边区实行休养民力和争取外援的政策,积蓄了一定的物质力量。1939年起,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政策表面化,不仅扣发或拖延发给八路军抗日经费,还限制国内外援助款汇入边区。至1941年,边区单被扣留的国际捐款就有法币478万元。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边区实行更加严厉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每月63万元的军饷全部被停发。边区周围关卡林立,不准棉花、布匹等必需品输入,妄图把边区人民困死、饿死,使边区财政经济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地。面对这种形势,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是饿死或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毛泽东同志明确回答:“饿死没有一个人赞成,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为此,党中央决定由边区银行发行独立自主的货币,在全边区停止法币的行使和推行新的金融政策,以克服财政困难,抗议国民党停发经费的行径。朱理治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被任命为边区银行行长的。

  朱理治虽然于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但他入学不久便投身革命,以后长期从事党的地方和军队工作,就在担任边区银行行长这个职务之前,他还是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的政治委员兼军政委员会书记。做经济工作,这对朱理治来说还是陌生的。尤其1935年九十月间,他担任中央和北方局驻陕甘代表团书记及陕甘晋省委书记时,曾发生过错捕刘志丹、高岗等人的事件,而这时,中共中央西北局的负责人正是高岗。因此,他担心在边区工作,人事上搞不好,有过不愿意去的想法。但当中央做出正式决定后,他还是毅然接受了新的使命,向中央表示了做好工作的决心。

  朱理治一到边行,即拼命研究经济工作。他通过各种渠道,找来了《资本论》、《论国家银行》和《货币信用论教程》等大量书籍,抽时间细心阅读。他还向在边区的经济专家请教,和他们共同探讨边区的经济状况与国统区经济的关系,以及生产、财政与金融的关系,特别是货币发行与通货膨胀、收回游资与物资储备的关系。他自己学,也组织全体干部学,使边区银行的金融理论水平有了空前的提高。朱理治还结合边区经济与金融工作的实际,注意引进国统区一些可以借鉴的作法,如效仿上海,建立货币交换所,设置法律顾问等,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许多独到之处。他说:“商人意识不可有,商人技术不可无”,只要对革命事业有利,我们就要积极运用和推广。他关于“战争时期、金融贸易的问题,基本上是抢购物资”的建议,得到西北局的赞同,及时解决了革命战争和边区经济建设的一个紧迫问题。朱理治大胆创新,勇于开拓的革命精神,促进了边区银行的发展。

  革命事业是群众的事业,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和才能,是成功的重要措施和保证。有人在批判朱理治时说他“爱才如命”,正好说明他对知识和人才的重视程度。朱理治一到边区银行,就在组织人事工作方面做了三个大动作。

  一是聘请边区著名经济学家王学文、丁冬放、王思华组成银行顾问团,聘请法学专家鲁佛民担任银行法律顾问。一些重大业务措施,必先征询顾问团的意见,经顾问团讨论后方才实施。如1942年推行农业贷款,以顾问团和有关经济专家及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座谈讨论数次,对贷款区域、方式、过程、种类、对象,以及如何促进农业发展都有详尽的安排,并经过试办后,才全面推开。

  二是大批挑选知识分子。1941年6月间,朱理治请干部科长王炳阳和即将调到干部科分管干部教育的江围去谈新调入干部的数量、配备和缺额。听完王炳阳的汇报,朱理治认为所说缺额只有十来名是太少了,提议再增加一倍。他说,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无非是继续向几所学校交涉求援。我们已同他们建立了互惠关系,他们也向我们作了承诺,已经兑现了的,请求他们再给予支援;没有完全兑现的或完全没有兑现的,请求他们尽快兑现。现在的问题是要快抓,抓紧,继续严把质量关。所谓“互惠”关系,就是我们为学校提供生产资金,学校让我们在学员中选调干部。朱理治就是这样本着“干部决定一切”这一指导思想,通过各种渠道和各种方式,到处招揽人材。在他一年半的任期内,陆续从陕公、女大、党校、马列学院及个别中央领导机关调集知识分子干部,起码不下50名。如陕北公学的余泽,农学会的方悴农等,都是几个单位多次想调未调动,最后被银行用贷款“买”来,还签订了合约。这一措施,使边区银行的知识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当时,总行大学生占到了总人数的40%多,在延安颇有名气,这为银行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组织保障。

  三是改革内部机构,调整中层领导干部,把学有专长和有实践工作经验的人调到领导岗位上,使组织机构和干部队伍适应了业务发展的需要。

  朱理治对调查研究也十分重视,他说:“客观要求我们的工作,须要不断地改进……然而改进的根据,必须依靠经常地有系统地调查研究,正确地分析客观事实的结果。”他一到边行,首先抓调查研究机构。总行成立了调查研究处,分行成立研究室,办事处成立了研究小组。其次,落实责任。分行长亲任研究室主任,由秘书或富于调查研究能力的其他同志负实际责任,全体同志都为研究员。再次,对调查研究的重点、方法和制度等,也都有许多具体规定。1941年夏,阎子祥从马列学院结业,调到边区银行,刚刚报到,朱理治便要他先去经济研究室参加调研工作。阎子祥通过调查研究、了解了边区经济基本情况和金融的基础知识,很快熟悉了业务,担任了总部的农贷处处长。

  朱理治不仅重视对调查研究的领导,而且身体力行,成为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典范。他一方面亲自率领有关人员,深入农村、机关、部队,掌握第一手资料;另一方面听取意见。1942年3月,朱理治与贸易局局长秦炎、边行研究处处长乔培新,赴延川、延长、临镇、金盆湾、南泥湾、富县、甘泉等地调查后,针对边区没有食盐统销组织,贸易上的主动权被投机者操纵的情况,提出以统制对付统制的办法,得到边区政府的重视,改变了公私运盐漫无组织的现象。朱理治通过与三边商会考察团的座谈,想到一种扩大贸易出口的办法,便亲自去金盆湾与359旅717团商量,选择地方,并向任弼时同志汇报,得到了中央的肯定。这一措施,对争取出入口平衡,克服经济困难,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为了搞清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和边法币的关系,他找了许多书看,并到基层做调查研究,掌握了边币的独特规律。

  正是由于朱理治善于把书本知识和边区实际结合起来,所以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即熟悉银行业务,在那困难的形势下把工作做得如此有声有色,在这一陌生领域里取得了发言权。他起草的近20篇、7万余字的论文、报告、文件,篇篇资料详实,论据充分,观点明确,说服力极强,为领导决策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

  (二)

  陕甘宁边区银行是1937年10月1日,由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改组成立的。根据国共合作协议,边区不成立银行,不发行货币,所以当时边区银行并没有公开,主要经营光华商店,实际是个财政支付机关。朱理治担任边区银行行长时,正是边区银行由不公开向公开,由经营商业向全面开展银行业务,由财政支付机关向国家银行转变的开始。如何实现这一历史性的转变,是摆在朱理治面前的第一个课题。他临危受命,辛勤工作,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下,终于使陕甘宁边区银行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首先,建立了独立自主的货币体系。朱理治于1941年3月14日被任命为边区银行行长,3月18日边币正式投放市场。为推行边币,朱理治做了大量的调查和理论研究工作。他尊重科学,尊重货币流通规律;坚持发展生产,稳定金融的原则;强调财政收支平衡,出入口贸易平衡和外汇平衡,使边币在为了克服边区经济与财政困难不得不多发的情况下,能够基本稳定物价和边法币的比价,维护了边币的信用。他还创造了建立货币交换所、以黑市操纵黑市的策略,为取得边法币斗争的胜利,巩固边区金融,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关于我们 | 联系我们 | 合作支持 | 网站地图 | 网站律师 | 隐私条款 | 感谢表彰 | 在线投稿
2008-2021 武汉升华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鄂ICP备19017968号-1

鄂公网安备 4201850200407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