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朱理治同志(2)

　　朱理治同志对自己要求很严，生活很简朴，但对同志对下属却十分体谅，也很守信用。那时职业革命家的生活是极端艰苦的，除房租一般由组织上开支外，每月日常生活费用只有几个银元的津贴，而且就连这点津贴有时也领不到，吃饭常成问题，往往不得不求助于有职业有收入的战友。朱理治同志当然也不能例外。我当时的月工资是七八十个银元，虽然家庭负担很大，但还是能够帮助他的。可是，他了解我的处境，对我处处体谅，除偶尔几次向我借钱用于应急或接济他人未能归还外，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借了钱后很快归还。即便这样，他仍然经常关心我家的生活。记得九一八事变后，为了便于同他及团中央联系工作，我把母亲和两个弟弟接到上海的九亩地居住。他对我的母亲如同自己的母亲一样，对我两个十岁左右的弟弟也十分喜爱，不时送些小玩具、小文具。我母亲对他的印象很深，事隔几十年还记得他。我的两个弟弟后来都在他的引导下参加了革命，至今也都记得当年的情景。那时有一件事，每当想起都很愧疚。大约是1933年夏秋之间，我到青岛避难。这时，朱理治同志在生活上遇到极大困难，从上海写信给我，要我寄几十元去济急。可那时正碰上有其他同志需要我接济，还要供弟妹上学，维持母亲和另外两个弟弟的生活，实在拿不出钱来，便婉言拒绝了。但朱理治同志不但没有因此记恨在心，相反见到我时反过来替我做解释。其实，当时我应当分出轻重缓急，先解决他的困难。我没有那样做，至今感到不安。

　　大约1930年底，我介绍给朱理治同志一位叫程汉祥的无线电工人。程当时在上海枫林桥国际收讯台做机工，经过朱理治同志教育，积极参加地下革命工作。后来，他曾几次在上海南京路示威游行中当总指挥，被捕后，关在上海漕河泾监狱中，被判有期徒刑12年。我借口是他亲戚，去狱中探视过一次。朱理治同志知道后，曾几次买东西托我送去；有一次还给了我两个银元，托我买东西送给他。这位同志于1933年经我营救出狱，去山东农村组织暴动时牺牲了。我还将我的一位族侄季楚书介绍给朱理治同志。经过他的直接和间接的教育，季积极参加了革命，曾任中共领导下文化总同盟负责人潘梓年的秘书。1932年季楚书被捕，出狱后继续革命，直到全国解放。季被捕时，朱理治同志很关心此事，由于不便亲自出面，便让我出面营救，并通知季的胞妹季瑶琴（后改名小英）去上海协助营救。季瑶琴在朱理治同志的教育下进步也很快，参加了革命组织并同朱理治同志结了婚，在革命道路上携手前进。后来听说她随朱理治同志在天津从事地下工作时不幸得病逝世，她生的一个女儿也一直没有下落。

　　1934年以后，我和组织失去联系，直到1937年底或1938年初，才在开封多方设法找到了地下党。刚巧，那时党中央任命朱理治同志为河南省委书记，正在开封从事领导全省党组织的重建工作。他得知我在开封民用电台工作，便让人约我来谈，当面交给我建立开封至确山竹沟之间秘密电路联系的任务。他新婚不久的爱人苏菲同志亲自担任译电员，并同我进行直接联络。我完成了党交给的这个重要任务，解决了省委领导机关与根据地之间的秘密通讯联系问题，党组织也因此恢复了我的党籍。在一次我举办的小宴会上，朱理治向我的两位无线电同事王锡栋和盛廷楠宣传党的政策，对他们起了很大作用。此后，王、盛二位积极帮助我维持这条秘密电路。这条电路一直维持到1938年五六月间，那时朱理治同志将省委机关搬到了确山竹沟，并派我到信阳地区担任地下县委书记，由危拱之同志直接领导我的工作。

　　朱理治同志对党忠心耿耿，对毛主席十分敬佩，对同志很有情谊，对工作非常尽心。在开封时，朱理治同志是省委主要负责人，工作很忙，和我只有过三四次接触。我们见面，有时谈分别后的情况，有时一起轻轻哼唱救亡歌曲。记得他几次对我讲过：“现在事情（指革命事业）好办了，我们党有了毛主席这样一位正确的领导人。以前在陕北工作，人地生疏，自己又是学生出身，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加上与新的党中央没有联系，也看不到新中央的文件（当时新的党中央正在长征路上），因此遇事往往拿不定主意，不知如何是好。”从他口里，我经常听到颂扬毛主席功绩和能力的话。后来听说，1940年他被调回延安，因人诬告而接受了一年隔离审查。但他镇静自若，利用那段时间狠读马列主义的哲学著作。问题查清楚后，他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刚干了一年多，又因为西北高干会清算他在陕北肃反扩大会时的历史错误而被撤职批判。以后，他在中央党校学习了三年，直到日本投降，才被派到东北，降职使用。可以说，他在党内斗争中历经坎坷。但是，解放后，我们在北京经常见面，我从未听到他对别人的误会有过任何怨言和牢骚。相反，他常在我面前问起早年在上海白区艰苦斗争中帮助过他的人和一些战友的情况。听到有生活较为困难的，他便解囊相助。每当国家遇到经济困难发出号召，他更是慷慨解囊。他一向奉公守法，在钱上从不计较，每月自己的零花钱只有30元左右。我几乎没看到他穿过什么像样的衣服，顶多是一件大众化的制服。

　　1978年春，他病重住进北京医院。我去看过他两三次，每次他都是谈粉碎“四人帮”后国家出现的好形势，谈他病愈出院后打算要做的工作。他见我身边没有子女，又得知我在1938年10月日军进攻信阳时被迫失去组织联系一事被定性为动摇脱党，一再表示出院后要帮助我把独生女从外地调回身边，要帮我纠正历史结论中不符合事实的地方。现在，我的女儿已调回北京工作，我历史结论中关于1938年后的问题也被改正为“被迫脱党”。朱理治同志九泉之下知道这些事，也可以安心了。

　　朱理治同志是我人生道路上的领路人，也是我一家人的领路人。朱理治同志在河南省委书记任上，曾介绍我的四弟季清去竹沟新四军电台工作。我在信阳时还介绍我的三弟季刚找到朱理治同志，通过他参加了革命，又通过他去延安抗大学习。我的其他弟妹以及我的爱人等，或直接或间接的也都受到过朱理治同志的教育，都做了一些革命工作，有的还参加了党。

　　朱理治同志于1978年4月不幸逝世。在他逝世前的几十年里，社会上有人曾因为陕北肃反扩大化问题，对他有不同看法。但我参加了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和追悼会，听到党给了他很高的评价，说他是坚强的优秀的共产党员，是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追悼会上，中共中央领导同志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送了花圈，朱理治同志的生前好友李先念、王震、粟裕、肖劲光、胡耀邦、胡乔木、肖克、姚依林、陈国栋等参加了追悼会；就连高士其同志也不顾病体，坐着轮椅来参加追悼会。我认为，这绝不是偶然的。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朱理治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