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朱理治同志

　　大约1930年冬，我那时在上海老北门民用无线电总台当报务员。有一天，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内无线电训练所学习时的一位叫陈建元的同学，介绍一个人来找我。这人看样子比我大三四岁，从介绍信中知道，他叫朱理治，是陈建元在南通第七中学的同学；信的语气显示，朱理治是一位有革命志气的青年。信中要我关心他的生活，必要时予以帮助。当时，陈建元在南京民用无线电台工作，朱理治因为在南京立足困难，要到上海开辟工作。陈建元是在朱理治离开南京时，为他写的这封介绍信，让他来上海找我。

　　陈建元是我的知心朋友，在同学期间我们就时常促膝谈心，讨论社会问题，有着反帝反封建的共同语言，但对如何“反”，可以说一窍不通；对中国应该走什么道路，更是搞不清楚，仍然停留在“瞎子摸象”的阶段。也许是朱理治同志已从陈建元那里了解了我的一些情况，所以我们一见面就谈得很投机。他直率地作了自我介绍，说他是苏北南通县村镇上一位穷中医的儿子，他叔父富裕，资助他上学，考上北京清华大学，希望他将来出国留学，显姓扬名，做官发财，可是他却另外选择了一条道路。后来，我又了解到，他在清华参加了李大钊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北方军阀逮捕李大钊和一些同案人后，包围了清华大学。朱理治急中生智，越墙逃出虎口，回到南方家中躲避。但他在南方被捕了，被判刑20个月，关在苏州狱中。他在狱中表现坚强，出狱后先去南京，再到上海，与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并找到了一份工作。但具体是什么工作，他没有说。

　　自从我认识朱理治同志后，从他那里得到了不少革命知识。在他思想的影响下，1931年，我在工作单位内的职工中组织了公开的读书会，不久又组织了半公开的社会科学研究会分会，有十余人参加。朱理治介绍我及其他一些人去北四川路青年会内听半公开的进步性报告，有时介绍一些进步人士和革命同志到我的工作单位老北门无线电总台的宿舍内作报告。是年，社会科学研究会（简称社研）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地下室召开成立大会，朱理治同志任主席，潘汉年同志作为红军代表在会上作了报告。我作为分会代表，参加了这次秘密会议。

　　九一八事变后，我负责的社研分会有近20人，其中包括上海外滩国际电台的几位职员和麦根路电信同人公益会的几位职员。大约在1931年10月，朱理治同志吸收我、陈国栋（原名吴国华）和陆仲陶（别名阿乐，后名乐于泓）三人为共青团员，我任团支部书记，陈为组织委员，陆为宣传委员。这个支部直接由朱理治同志领导。此后，团员不断发展，在职员中有十余人，在工人中有二三十人（多数是总台送电报的报差，即现在的送报员），但不少人是超龄团员。

　　1932年春，朱理治同志吸收我、陈国栋、陆仲陶三人为中共党员，并成立了党小组，我任党小组长，仍然由朱理治同志直接领导。1932年冬，团中央书记小袁（化名）和经济斗争部部长胡大海叛变。1933年春，我和陆仲陶去青岛避难，上海电信方面的党团工作改由陈国栋同志负责，继续由朱理治同志直接领导。

　　1931—1932年间，上海老北门总台和外滩国际电台党团组织在朱理治同志领导下，大致做了以下一些工作：

　　（一）发展社研分会成员，发展团员，成立党小组；成立各种专业职工协会、工会，如报差工会、报务员协会、业务协会等；组织抗日救国会，参加中共领导下的一些公开活动，如在小西门体育场召开的群众大会等；用半公开和秘密方式为红军捐募公债。另外，还组织了两次老北门总台报差要求加薪的斗争，都取得了成功。

　　（二）上海四马路电报局、国际电台和大北、大东、太平洋水线公司等电信单位的报差斗争风起云涌，纷纷向总台的报差工会取经求教。总台中工资较低的报务员也组织了起来，进行加薪斗争，成立了微薪报务员组织。

　　（三）组织总台报差为上海中共中央机关递送密件（当时国民党警察、外国巡捕、特务等，还不敢对电报局的报差搜身检查）；组织报差以递送电报为名，探查地下党重要机关周围的敌情，以保证党组织安全；组织部分职工为一些地下党组织搬家和抢运文件等。我就曾为朱理治同志搬过两次家，并取出了一些密件。

　　（四）动员和输送无线电报务员去中央苏区，加强那里的无线通信工作。中央军委通信部原副部长罗若遐（又名岳夏）当年就是上海老北门无线电总台的微薪报务员，是朱理治同志介绍他去中央苏区工作的，对苏区无线电台工作起过不小的作用。

　　那时，革命处在低潮，工作十分艰难，安排工作主要靠单线联系。朱理治同志安排上海电信方面的工作，一般都是同我个人联系，听取我的汇报。偶尔，我同陈国栋、陆仲陶一起去谈话，但他同其他人可以说没有什么接触。因此，直到现在，上海电信方面的老同志中多数人可能还不知道，朱理治同志是我们党在上海电信行业中革命队伍的奠基人。当时，电信方面的一些革命活动，表面上看是自发的，实际上都是朱理治同志事先做的安排。比如，社联（社会科学联合会的简称）、社研派邓初民、丁玲等来老北门总台作时事报告，作“帝国主义与文化”的报告，组织外滩国际电台进步职工演出由楼适夷编写的话剧“SOS”（这个剧本曾在党内刊物《北斗》上登过），这类活动事先都是朱理治同志或直接或间接安排的。但那时即便是当事人，如报告的人和听报告的人，也不知道其中具体的安排过程。所以，有些同志误以为这一切都是我或电台其他党员组织领导的，其实，我们不过是做些事务性的联络和布置工作，真正的掌舵人是朱理治同志。

　　朱理治同志是一位终身的职业革命家，具有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和纪律性。他当时的社会接触面很广，党内工作也很多，但我从不知道他在党内有哪些职务，他也从来不告诉我他的工作和住处。平常，只有他来找我，我无法找到他。我从未见过他有侥幸心理，从未见过他随身携带文件，也从未见他要我们给他写过文字汇报。在他发现有人盯梢或有过来往的人被捕或叛变，便不再返回原来的住处，宁可放弃一切生活用品，通宵荡马路，甚至几天几夜忍饥挨饿，这些是常有的事。记得有一个晚上，我在老北门总台单身宿舍住，他突然找到我，告诉我有情况，回不去了，要我为他找一个临时住处。由于我的宿舍里无空铺，便介绍他去找我在新华银行工作的同乡华祖贻（即华应声同志，解放后当过文化部文化局局长），在那里过了一夜。还有两次，他遇到情况，回不去，叫我去探明情况，设法为他搬家。我化装成阔人的模样，借口是亲戚委托我帮忙搬家，不但把他的家搬成了，还抢出了大量密件。

　　1931年和1932年，正是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在我们党占据领导地位的时期。按照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朱理治同志不可能不执行上级的命令。但是，在我同朱理治同志相处的日子里，感到他不仅革命意志坚定，从未因有些领导叛变失节或工作难于开展而动摇过，而且对王明路线的一些做法也是有一定抵制的。比如，当时中共中央经常号召公开示威，动员工人进行毫无希望的罢工斗争，组织基层党员上街散传单、贴标语。有时，社研也派人来动员我们。但我从未见过朱理治同志在我面前强调过这些行动，也从未见过或听说过他在公开场合出头露面，表现出“要左不要命”的样子。我那时从未上街贴过标语，喊过口号，与他的这种态度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