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战争前后杭州广济医院的收与还(3)

　　在领事交涉无果之际，谭信积极与外交界人士联络。1927年5月，英国驻华公使蓝浦生（Miles W. Lampson）到上海办理外交事务。谭信乘机拜见蓝浦生，询问英国对待广济医院的政策，并提出到杭州商议该院事宜。蓝浦生表示：他的问题“在目前有些难以回答”，因为英国对华采取忍耐政策，“占据广济医院是对私人权利的公然侵犯，但是在杭州这样的地方，提出可以采取的有效行动并不是那么容易”。至于谭信到杭州去协商，蓝浦生说自己与宁波领事都不反对，这只是个人的冒险行为。不过，蓝浦生告诉谭信，他愿为发还广济医院做出外交努力。事后，蓝浦生在会见司法部部长王宠惠时，介绍了广济医院之事，指出“诸如此类的事件，使期待改善英国与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的关系变得困难”。王宠惠记下相关事实，表示不支持浙江省收回广济医院，同意“提请合适的当权者注意这一事件”。

　　随后，谭信通过私人关系，与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伍朝枢取得联系。7月初，由于梅滕更的个人请求，伍朝枢派代表在上海造访谭信。7日，谭信在上海拜会伍朝枢，伍“态度友好，答应留意事件的解决，会让谭信知道他的决定”。谭信先后拜会伍朝枢两次，提出广济医院之事“不愿经由领事提出交涉，甚望就地解决”。

　　与伍朝枢会面之后，谭信急于到杭州收回广济医院。裨德本向谭信建议：“现在条件还不成熟，最好是等待伍朝枢的回话”。同时，裨德本又觉得外交解决遥不可期。7月14日，他向蓝浦生报告：“在南京政府能够对杭州施加有效影响之前还有很长时间，但是很难预见谭信或我现在还能做什么更多的事情。”

　　然而，谭信的“私人外交”取得了效果。7月23日，伍朝枢致函在浙江省政府任要职的蔡元培、周凤岐、蒋梦麟，为谭信到杭州作铺垫。而且，伍朝枢同意与浙江交涉员联络。8月1日至6日，谭信在杭州拜晤多人，他们“莫不云该医院须交还外人”。不久就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的周凤岐就是其中之一，他的态度对发还广济医院颇有影响。谭信此次杭州之行“目的是想看到能否达成友好的解决”，但是浙江省政府内部对发还广济医院仍有不同意见，谭信与蒋梦麟的会谈就“不令人满意”

　　面对英方要求，浙江省政府采取了相应的举措。1927年6月，浙江省政府令洪式闾查明广济医院的地产、房屋和器具，“是否完全为外人资财所置，有无本国官商人等捐助款项在内”。洪式闾找到部分证据，证明“本院及分院地产、房屋、器具等，并非完全为外人资财所置”。他根据发现的碑记、捐款簿、捐款收据存根等，认为“本国官民捐款为数甚巨”；据查到的1912、1913、1914、1923、1924、1925年的收支报告，发现该院来自中国人的经费远超过来自欧洲人的，其“数目之悬殊，实堪惊骇，其非完全出于外人资财，亦何待言”。洪式闾将调查结果上报浙江省政府，反对发还广济医院。然而，洪式闾的意见并没有起作用。

　　1927年9月，浙江省政府明确提出发还广济医院。其原因有三：一是南京国民政府要求发还外人在华财产，这是根本原因；二是外交上的影响，尤其是谭信活动所产生的影响；三是广济医院面临经济压力，难以维持。

　　9月20日，浙江省政府主席周凤岐向谭信示意：按正常程序，应当具函省政府，请求发还广济医院。23日，谭信照此致函浙江省政府。26日，周凤岐在浙江省政府委员会会议上，提出谭信函请发还广济医院、医校以及附属房产的提案。会议议决“准予发还，其详细办法由民政厅会同交涉员妥为拟订”。

　　然而，浙江省办理发还事宜并不顺利。9月28日，周凤岐辞职，发还之事“因之停顿”。不过，这不是唯一原因。行政上的交接、中外之间的联络也是重要原因。浙江交涉员赵文锐指出：省政府决定发还广济医院后，他未接到省政府通知，民政厅也未告知他。9月28日，交涉员公署才从民政厅拿到相关卷宗。10月5日，民政厅派员到交涉员公署，商议发还广济医院办法。交涉员公署认为，刚接到卷宗，正在研究；只有与谭信会晤，请他提供相关产业的证据，才能拟定详细办法。然而，谭信已回上海，迟迟不提供证据。此时又逢浙江省政府改组，发还工作因此受到影响。

　　发还工作停顿还与各界的强烈反对有关。1927年9月29日，洪式闾呈文浙江省政府，指出，广济医院“既非外人独有之资产，实为中国自主之权利。倘遽听其要求，即予发还，拨之公理，似有未洽”。而且，南京鼓楼医院、长沙湘雅医院与广济医院“事同一例”，“何他省未闻有此举，而吾浙独先有此议”。晚清官员尚能通过交涉将广济医院占据的宝石山收回，“以君主专制之日，尚未敢丧失主权；岂国民政府之时，而可以玷辱国体”。10月1日，广济医院院务委员会决定“请省政府据约驳斥”谭信收回医院的要求。广济医院院务委员会还招待记者参观本院，多位与会人士表达了反对之声。浙江国民通讯社社长李和涛在发言时指出，广济医院是从帝国主义手中“收回来的”，“如果省政府真有交还英人的主张，这非但不反对帝国主义，直是赞助帝国主义了。凡属国民，自应一致反对”。同时，浙江医药界“群起抗争”。第二十一师军医官王苏香提请政府取消前议，将广济医院改为中山医院，“以杜觊觎而挽国权”。浙江公立医药专门学校学生会发表宣言指出：“租界为帝国主义者之大本营，广济亦帝国主义者之一［机］关，租界尚须设法收回，广济自无待赘言。又安忍得之复失之乎？”因此，发还广济医院一时难以实现。裨德本向蓝浦生报告时，无可奈何地说：“现在无事可做，只有等待有利的环境来执行省政府的决议。”

　　1927年10月5日，何应钦就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发还问题又有转机。10日召开的浙江省政府委员会临时会议上，蒋伯诚提议“广济医院应否发还？如准发还，省政府应切实监督，以期整顿”。会议议决：“广济医院应准发还，但发还条件须由民政厅会同交涉员详细拟订，提出会议。” 11日，谭信拜会何应钦，何应钦同意“从速解决广济案”。15日，谭信拜会蒋伯诚，得知发还之事由民政厅与交涉员处理。但是，当谭信前往交涉时，二者相互推诿，不愿办理。

　　二者推诿固然是因为发还之事较为棘手，更重要的是因为浙江各界的反对。各界认为省政府再次决定发还广济医院是“丧失主权”。10月10日，广济医院院务委员会呈文浙江省政府，指出传教士是“侵略之先锋”，他们创办学校、医院，是借慈善之名“以为诱惑之计”；广济医院的基地扩充、经费筹集，“无一不由于中国官吏之辅助，商民之输捐而致”。所以，省政府应当立即取消发还的决定，“挽回主权，销〔消〕弭众愤”。呈文还毫不留情地指出：发还广济医院是“关系国际如此重大之案”，并不是临时会议所能决；各省发生的重大国际交涉案件比此事重大的“均未解决”，“即各省收回之外人医院，亦未闻有提议及之者”。浙江省政府却“甘受压迫，不思抵抗”，“以此先为一试耶”。15日，广济学生会派代表赴省党部请愿，反对发还广济医院；省党部议决“转咨省政府，按收回教育权原则办理”。此外，杭州学生联合会、杭州医师药师协会等团体也发表了反对发还的宣言。

　　广济医院迟迟未能发还。11月初，谭信前往浙江交涉员公署、民政厅交涉，二者均不予办理。于是，谭信决定从上层入手解决问题。11月20日，谭信拜会伍朝枢。11月26日，他致函伍朝枢指出：收回广济医院“不合理法”，该院主要由中国人捐助之说也是错误的，希望政府发还医院的决定能够得到执行。受此影响，外交部第一司在12月2日致函浙江交涉员赵文锐，“即希切实办理呈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