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革命”罪的由来与北伐中的武昌之战

　　1926年开始的那场北伐战争，对中国政治走向影响至深。北伐军在进入两湖地区，力克重要关隘汀泗、贺胜二桥后，兵锋直指华中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武汉。在北伐军经过连番苦战，攻下武汉三镇中的汉口、汉阳后，却在武昌遭到了守军的拼死抵抗，北伐军也付出了重大伤亡，而武昌城攻下后，北伐军对于武昌守将刘玉春等人的审判则直接催生了中国司法史上的一个特殊罪名——“反革命”罪。

　　一、南与北血战武昌

　　北伐军进入两湖地区后，面临的主要对手是有素能打仗之称的吴佩孚。在北伐军凌厉的攻势下，吴佩孚寄予厚望的汀泗、贺胜两桥失守，武汉岌岌可危，标志着他在两湖统治的终结。作为一代枭雄，吴佩孚并不甘心失败，决定布置重兵坚守武汉。8月31日，吴佩孚在汉口召开紧急军事会议，部署武汉防务。会议决定从华北调集重兵，死守武汉，还任命湖北督理兼第25师师长陈嘉谟为武汉防御司令，陆军第8师师长刘玉春为武昌守备军总司令，并从北方抽调得力部队增援。

　　但吴佩孚的部署尚未完成，北伐军主力第四军就已兵临武汉城下，其派遣的便衣敢死队，开始混入城内，武汉的国民党人也在积极筹划接应。北伐军的另外两支部队第七、八两军也接近武汉，形成了三路大军从东、西、南三面包围武汉的态势。武汉附近发生战事后，城内人心颇为惊慌，民众均纷纷出城渡江逃避。如在汉口，市民们搬至租界寄存的行李堆积如山，其他物件更是不计其数。

　　武汉是武昌、汉口、汉阳三部分的总称。武昌位于长江南岸，汉口位于长江北岸，汉阳位于长江和汉水交汇的三角洲上。武昌是湖北的政治中心，汉口是经济中心。武汉三镇中仅武昌有坚固的城墙，城高约二丈余，城外有护城壕沟，水深没顶。武昌城周围约30公里，有大小城门9座，武昌城内有蛇山俯瞰全城。城北靠长江，东有沙湖，南有洪山，西有南湖，城郊地势平坦，是易守难攻的古城，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吴佩孚安排自己的大将刘玉春、陈嘉谟以1万多重兵进行防守。此外，还有驻守汉阳、汉口的刘佐龙、高汝桐两师，武汉上游屯口和金口一带的叶开鑫湘军残部等多方力量也予以配合呼应，防守力量非常强大。

　　在北伐军抵达武汉城外当天，前敌总指挥部即在余家湾车站召开高级将领会议，分析了当时敌我军事形势。与会者一致认为，攻取武汉“贵在速决”，不宜拖延，而武昌之战最为难打。因此，会议决定将攻克武汉的主战场定在武昌，决定由第四军、第一军第二师、第七军第二师负责主攻武昌；第八军负责进攻汉阳、汉口。9月3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乘专车到达余家湾后，当即下令攻城，但经过北伐军两次强攻都没有如意，而且将士伤亡惨重。9月4日晚上，首攻武昌宣告失利。

　　9月5日，蒋介石任命李宗仁为攻城司令，再次进攻武昌。蒋介石甚至还命令“武昌限于四十八小时内攻下”，并由叶挺的第四军独立团和第三十六团为攻城主力部队。独立团接受攻城任务后，立刻召集各营长开会，会上起初决定从全团挑选得力将士编成“攻城敢死队”，但鉴于独立团士气特别旺盛，几乎每个官兵都抢先争取参加这个光荣队伍，有些敢死队成员甚至以抽签方式决定。鉴于士兵的勇敢，会上决定不另组织“敢死队”，而由团长叶挺指定一个建制营担任。面对这一荣誉，各营都争着要担任“奋勇队”，叶挺最后考虑再三，决定由第一营担任“奋勇队”，营长曹渊担任队长。第一营成为“奋勇队”后，全营战士群情振奋，斗志倍增，纷纷留下遗书，以示必死的决心。这个壮举在当时影响很大，以至在国民革命军中和武汉百姓中都流传着“古有抬棺出阵的故事，今有留书攻城的壮举”的佳话。

　　9月5日3时，攻城正式开始。奋勇队官兵扛着梯子及其他攻城器材，分别向指定的登城地点秘密前进。正当他们悄悄地摸到城根，随即被吴军发觉，他们以猛烈的火力射击，还投掷一团团用棉花浸油的火球。奋勇队员冒着枪林弹雨和火球架设竹梯，有数人在竹梯中间倒下，营长曹渊也壮烈牺牲。此次攻城非常惨烈，奋勇队曾一度攻上城头，与吴军展开肉搏战，由于吴军火力严密猛烈，城墙太高，北伐军登城的梯子实在太短，最终使二次攻城宣告失败。

　　在久攻不下之时，蒋介石决定改变策略，开始对武汉实行长期围困。他下令第四军和第八军的一部负责围城，等敌军弹尽粮绝时，再发起进攻。同时，他带领李宗仁率第七军赶赴江西，指挥北伐军在江西的战事，而以邓演达代替李宗仁的北伐军攻城司令职务。围困武汉的北伐军采取了先攻汉阳、汉口，彻底断绝武昌外援的策略，决定先拿下汉口与汉阳，在劝降与武力强攻下，汉口和汉阳相继被北伐军攻克，接着北伐军再下武胜关、平清关等地，迫使吴军北退。特别是在北伐军攻占了“鄂北天险”武胜关后，锁住了吴军南下救援武汉的通道，武昌城实际上已成瓮中之鳖，而此时奉命死守武昌的守将刘玉春则坚持抵抗。

　　为了封锁武昌，北伐军在武昌城周围遍布地雷，禁止邮件及交通往来。这样，武昌城内的粮草逐渐不继。为了补充粮食，刘玉春下令将城内米店关闭，以作军粮，就连正觉寺数百僧人的储粮也被查抄。无奈之下，城内居民靠糠麸、草根、树皮、芭蕉心等充饥。在饥饿中不断有人死亡，而街头的流浪狗也“寻啃露尸，双眼俱红”，境况之惨，难以言表。

　　北伐军也加紧对刘玉春部的宣传攻势，出动航空队在武昌上空投掷劝降传单，同时也携带炸弹轰炸吴军阵地，炸毁其电台及蛇山炮台，给刘玉春的城防造成极大的威胁。9月17日，北伐军武昌攻城军的南湖军事会议决定，趁敌粮尽、弹缺和兵疲之机，攻取武昌。第二天，北伐军总部向守将刘玉春发出最后通牒：限24小时内投降。

　　刘玉春时年48岁，河北玉田县人，他原非吴佩孚的老班底，但吴看中了他作战勇敢，故而对其十分器重，而刘也对吴报以知遇之恩，当时即有刘玉春是吴的“赵子龙”之说。刘玉春在汀泗桥，特别是贺胜桥的战役中，作风硬朗，拼死力战，也得到了吴佩孚的赞许，遂被任命为武昌城的防守长官。武昌被围后，刘玉春仍以无线电与吴佩孚互通情报。此时的吴佩孚几无容身之地，但仍壮怀激烈，表示不日将反攻武汉，叫刘坚守武昌。刘玉春见希望尚存，慷慨表示愿意死守武昌。此刻，针对北伐军的最后通牒，他以炮轰北伐军紫金山阵地作为回应。见劝降无效，21日拂晓，北伐军下达了总攻城令。

　　因刘玉春等吴军将领的坚决抵抗，并且占据了有利的防守位置，使得北伐军的数次攻城都没有成功。从9月下旬起，北伐军决定采用掘地道方法，爆破攻城。被北伐军铁桶似围困的吴军，因粮尽援绝，“士兵每日只吃两餐什两稀粥”，刘玉春无奈之下只好寻求突围。10月1日和3日，武昌守军开始冒险突围，但是两次都被北伐军痛击回城。10月6、7日两天，无奈之下，刘玉春开始派人与北伐军谈判开城投降事宜。双方商定10月10日吴军全部撤出武昌，接受北伐军改编。但刘玉春拒绝在改编时交出武器，谈判遂告破裂。

　　此时困处孤城的守军内部也开始分裂。刘玉春部下的第3师师长吴俊卿、团长贺对庭则秘密与北伐军议降，并约定10月9日晚打开城门，让北伐军入城。这样，在该部的配合下，10日拂晓，北伐军分别从保安门、中和门、宾阳门、通湘门相继攻入武昌，对顽抗北军发起进攻。大多数北军因为长期饥饿，在经过激烈巷战后纷纷投降，只有刘玉春部却依然拒绝放下武器，后来独立团将其包围后进行围歼，最后终于全歼该部。武汉城防最高长官陈嘉谟则乔装苦力准备翻越武昌城墙逃走，被北伐军拿获，拘留在国民军总司令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