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革命”罪的由来与北伐中的武昌之战(2)

　　二、俘虏与审判刘玉春

　　北伐军进入城后，大多数守军均已投降，刘玉春却率部一千余人，在蛇山脚下拼死抵抗，直到气尽力竭，伤亡累累。部队被打散后，刘玉春躲入一个教堂，被北伐军的巡逻兵俘虏。这样，历时四个多月的武昌之战最终结束。武昌城内一片狼藉，据记者报道，武昌城内“已成一片焦土。所剩房屋，其中完全者亦无几。屋瓦碎乱，墙上空洞，触目皆是”。

　　在此次武昌之战中，北伐军俘虏了陈嘉谟、刘玉春以下军官740余人，士兵9495人，缴获大炮18门，机枪160挺，步枪7000余支，大获全胜。但北伐军在攻克武昌的作战中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仅第四军就伤亡官兵1157人，其中军官91人。叶挺独立团的官兵英勇作战，191人长眠于武昌郊外洪山。独立团团长叶挺、36团团长黄琪翔在作战时都身先士卒，战绩卓著，成为全军将官的表率，国民政府军委会为此破格授予叶、黄两团长少将军衔。另外，还有一个人也参加了此次战役，他叫林彪。至此，武昌战事算是划上了一个句号，但如何处置率军顽抗的武昌守将刘玉春、陈嘉谟，尤其是前者，成为国内新闻界关注的焦点。

　　刘被俘以后，时任北伐军总政治部科长的郭沫若奉命与刘玉春进行了谈话，汉口《新闻报》于10月17日发表一篇题为《革命军总政治部郭沫若科长和刘玉春的谈话》的报道，记载了此次谈话的全过程。11日下午3时，郭沫若去湖北省议会找刘玉春谈话，刘当时光着头，面呈黄色，在郭的眼中，“刘的身材在北方人中并不算高”。郭沫若问刘玉春：“你是军人。你晓得打仗究竟为的什么?难道你是硬要火烧民房，硬要饿死百姓来打仗的吗?”对此，刘玉春始终强调：“我是军人，我只晓得服从命令”，“我不能不尊重名誉。到了打败仗总是心里不好过，所以我始终要把城守住”。

　　而刘玉春死守孤城的“敬业精神”，在当时也得到了不少人的赞许。北京和上海的报纸甚至将他英雄化，称赞其为“武昌笼城勇士”。特别是一批北洋将领还联名通电，“请党军（即北伐军）主持正道，勿伤南北感情”，请求武汉方面不要伤害刘玉春的性命，因为时人观之，“北伐”仅为中国南北方所进行的较量，而刘玉春又为北方人，故有此说。

　　在武汉方面，内部也意见纷纭。一些绅商担心北伐军若处死刘玉春，则可能会激化南北方的矛盾，进而因战火破坏原就十分虚弱的经济贸易，他们上书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唐生智，称杀一刘玉春不足惜，但可能会“植南北之恶因”，劝说武汉方面网开一面；相反，另外一些武汉民众团体，则指责刘玉春“据数十万人民为护符，以图顽抗，致累及无辜，因而饿死者无算，残忍暴行，史所罕见”，强烈要求将刘玉春等人交付“人民审判”，并“速处死刑，没收财产，移赈灾黎，以平民愤”。

　　1926年12月，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到武汉后，鉴于刘玉春案件的影响面较大，就采取了较为慎重的处理方式。为了给判决刘玉春案件提供司法支持，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指导下，为了回应民众公开审判刘玉春等人的要求，武汉方面于1927年2月9日颁布了著名的《反革命罪条例》，这个条例基本反映了国民党左派和其党内共产党人的要求。此后，“反革命”罪作为一个犯罪名称正式出现在中国司法界。“反革命”一词来自苏联，五四以后始传入中国并被国人所接受，特别是在上世纪20年代为一些政治派别竞相采用，同样，“革命”一词也逐渐被“褒义化”与“神圣化”，成为价值评判的最高标准。

　　就在《条例》被颁布的翌日，武汉方面组织的“人民审判委员会”就开始运用它正式审判刘玉春等人。这种“人民审判”的形式则是国民党仿效苏联的产物，审判委员会由党政军机关、各民众团体代表15人组成，司法部长徐谦为主席。由于此次案件为社会各界所瞩目，因而引来记者与听众数百人。

　　审判正式开始后，首先由“人民论告”代表对被告刘玉春等人所犯罪行进行控告，接着由“国家论告”代表控告，指控刘等人所犯的罪行包括“抗拒革命军”、“惨杀革命同志”、“压迫革命活动”等，称刘等人“罪不容诛”，要求审判委员会迅速对其从重从快予以判决。法庭在审问刘玉春等人后，要求他们发表一段“受审感言”。此次被审判的北军将领除了刘玉春外，还有被吴佩孚任命为武汉城防最高长官陈嘉谟。但陈刘二人在法庭上的表现却迥然不同。

　　面对指控，陈嘉谟表现较为胆怯，称自己之前因“未读革命书，不知道为反革命”，阅读革命书后，自己的思想觉悟大大提高，“甚佩服孙总理”，并“深知从前之非，实为惭愧”。但刘玉春的态度则强硬得多，他正襟危坐，称自己尽管也看过《三民主义》等书，也“甚佩服革命军”，但始终强调自己仅是服从长官命令，“不敢承认有罪”。当审判委员会主席徐谦指控他是“反革命”时，他以近乎诡辩的方式反驳道：“我从未入革命党，何言反革命！中国人民四万万，隶革命军者不过二十余万，其余皆反革命耶？”但对于以“不革命即反革命”为行为逻辑的国民党而言，这种辩解根本就是苍白无力的。

　　正当人们以为国民党肯定不会对刘玉春善罢甘休之时，事情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2月10日那天的审判虽然进行得声势浩大，但却以“择日再判”收场，这也预示着刘玉春的命运也将出现转机。事实上，刘玉春在被关押了一段时间后被释放，还一度被北伐军将领唐生智聘为军事参议。这样，武汉方面为审判刘案而“量身定做”的《反革命罪条例》，基本没有发挥效用。但长期以来鲜为人知的是，武汉国民党中央制定该条例的目的，表面上看是为了对付刘玉春，但实质上却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三、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武汉方面之所以在此时制定《反革命罪条例》，固然是为了给审判刘玉春提供司法依据，但其真正意图却在于“阻吓”（苏联人语）尚领兵在外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武汉国民政府居然会制定对付自己总司令的条例，则无疑是令人费解的，而这就需要从当时国民党的内部派别倾轧说起。

　　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正式确立了“联共”的基本方针。这种党内合作的方式始终遭到不少国民党元老的反对，而在苏联方面的影响下，国民党内部在对待共产党的态度问题上被划分为所谓的“左”、“右”派别，支持“联共”政策的被划分为前者，相反则为后者。蒋介石对待这种纷争态度较为暧昧，因而被苏联顾问划为可以争取的“中间派别”。 但随着自己羽翼渐丰，蒋介石对待苏联和共产党的态度也在悄然发生转变。1925年，他利用“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迫使共产党退出了第一军，并打击中共在国民党内的势力。面对蒋介石的步步紧逼，苏联顾问压制了共产党反击蒋介石的要求，而对其进行了妥协。1926年，在苏联顾问的支持下，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他在国民党“一大”闭幕时连候补中央委员都不是）领兵北伐，以完成孙中山的统一遗愿。

　　1926年仓促启动的这次北伐，居然在半年间几乎打下了大半个南中国，其胜利取得之快，可能连蒋介石自己都没有想到。但按照苏联顾问的打算，北伐军在打下武汉后，应迅速沿着京汉线北上，一鼓作气打下北京，“以竟全功”。当然，在北京被攻下之际，也就是他们与蒋介石算总账之时。因为按照斯大林的说法，就是要把蒋介石像挤柠檬那样，“挤干，然后扔掉”。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后来的事实证明，俄国人这个如意算盘落了空，老蒋率先动了手，将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给“挤”了出去，此为后话。

　　9月初，北伐军抵达武汉城下，并将其团团围困起来。在目睹了数次攻城失利后，蒋介石决定改变战术，采取“围而不攻”的方式，同时并不按照苏联顾问的设想，继续沿京汉线北上，而是掉头转向江西，兵锋直指他的老家——浙江。蒋介石此举，无疑令斯大林们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但蒋攻下南昌后，更坏的消息接踵而至，他居然无视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武汉被攻下后，原广州的国民党中央随即迁入），于1927年1月在南昌另立一个国民党“中央”，以制造两个中央对峙的局面。而蒋介石之所以胆敢如此，手握重兵，“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即是一个关键原因。

　　面对蒋介石的公然叫板，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几乎束手无策，他们只好极力呼吁“提高党权”，言外之意即约束军权。同时，试图采取种种措施，限制蒋介石的权力，以迫使他取消南昌的国民党“中央”。正当此时，武汉方面审判北军将领刘玉春等人，适逢其会地为出台《反革命罪条例》提供了契机。

　　武汉此举的意图，身在江西的蒋介石对此亦洞若观火，他还在日记中写道，武汉方面制定《条例》，以“反革命”的罪名，把他攻击得“几无完肤”。因此，蒋介石根本不予理会来自武汉的“恐吓”，反而从中学到了一招，即将自己涂抹上浓重的“革命”色彩，如以自己为“最革命”自居，公开声称：“谁要反对我革命的，谁就是反革命！”此后，蒋介石仍然我行我素，直至后来发动“四·一二”反共政变。可见武汉此举也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刘玉春案的审判虽然无果而终，但它直接催生的一个政治罪名——“反革命罪”则被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沿用。直至1997年，它才被更具现代司法色彩的“危害国家安全罪”所取代，而在两年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中，“反革命”一词才彻底在宪法中被删除。

　　作者单位：四川文理学院